长篇小说《物质生活》作者:刘志钊

标准

诗人,天晚了/

你的头发也渐渐白了/

在你孤寂的默想中,可曾听见来生的消息?

———泰戈尔《园丁集》

第一部
1
我一直到深夜,等到韩若东的案子彻底结了,才离开蓝城回南方。
他被判了八年。每个等待结果的人都说这案子判轻了,一个亲手杀死自己妻子的人只判八年,实在太便宜他。有人往上写信,说杀妻犯韩若东那么有钱,肯定买通了关节。可是乔家没人再提这件事。朋友中也不再讲它。这段时间,我们都避免提它。然而大家都明白,谁心里也抹不掉它。
临行之前,我去岭前监狱看过他两回。韩若东一直不相信乔其已经死了。每次他都两眼瞪溜圆,跟我说同样的话:“你回去告诉乔其,让她快点来,这里又黑又冷。”
第一次我没明白他什么意思。第二次去他还这么说,我突然就想明白了。
我想起十五年前我们临近毕业的那个夏夜,韩若东独自一人呆在学校后边南山上那块巨岩下面,等待乔其来,告诉他乔老师读他诗歌后的结果。监狱里的韩若东,以为自己还呆在十五年前的南山上,呆在那个夏末的深夜,等待女友乔其,等待她父亲对自己的审判。他的记忆和神经完全错乱了。他以为乔其还活着。韩若东疯了。
他疯狂的迹象,本来在法庭上就已经呈现出来。可是没人注意这个,也可以说没人愿意相信这个。人人都希望在法庭上看到他悔恨的样子。可是没有。非但没有悔恨,他甚至还当众笑过两回。他的辩护律师提醒大家注意此点的时候,有人说他在佯装。而我的观点是,此案真正发生之前几个月,韩若东就已经相当不正常了。
2
今天,将韩若东十八年前那些诗歌拿出来读,我感到吃惊和遗憾。当时的我,没有能力和福气拜倒在那些杰作的脚下。但我有幸与诗人同窗共寝,度过了将近四年的美妙时光。我就是在他那些杰作的感染下开始写诗,并学会了吟唱,也时不时将自己拽离躯体,去高空飞翔。我始终将认识诗人韩若东,看作是我一生中最不凡的经历。无论在那之前还是之后,我都没见过像他那样孤僻的人,那样忧郁和不幸。通过韩若东我知道,生活是大于诗的,无限大于诗。它比诗更丰盛,也更悲惨。
诗歌和爱情,是他的宗教和信仰。在韩若东身上,它们是不可分的。可是最初的冲突正是发生在诗歌和爱情之间。
在我们读大三下半年的时候,韩若东就已经是远近闻名的校园诗人了。
八十年代中叶,还正是理想主义盛行时期。我们经常通宵达旦地争论,读诗,跳舞,排演话剧。校园里到处都扯响颤抖的吉他声。我们常常睡不着觉,到大街上去漫游,因为有了爱情,或因为找不到爱情。那时候我们没有不置可否,没有避而不谈,没有答非所问。也没人为自己不切实际的宏论感到羞愧。那时候我们都年轻得很,也都傻得可以。
陆陆续续,班里有很多人都开始恋爱了。韩若东显然也有了目标。我们做了各种猜测,可又觉得谁都对不上号。没人想到他爱上的竟会是乔万里老师的女儿乔其。
进入大三那年秋天,乔万里老师开始来我们班任课,为我们讲法国文学史。这是我们仰慕已久的老师,他非凡的学识和风度从第一堂课就攫住了我们二十颗年轻的心。
乔老师花白头发,有些谢顶,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大。但那张脸却算得上英俊,棱角分明,眼镜后面那双秀目可以推算出二十多年前那个风流倜傥的外交官形象。他的好牙齿就像他的好声音一样,一张嘴就暴露出来,令人愉快。他沉思的时候喜欢侧着脸,说话时则用眼睛拿住你,仿佛只要跟你认识了,你就值得他这么重视。他衬衣的扣子一直扣到最上面一颗,袖口总是扎死的。他的那双手白皙,瘦长,指甲经过认真修剪,站你身边解答问题时,按在你课本上,真像一对艺术品,使你忍不住想复制它们。第一堂课他跟我们班上每个人轮流握手,听你简单介绍自己。这时我们都隐隐有种莫名的感动,感觉自己成人了。他重视你,这跟别的长辈不同。
而最受这个形象吸引和震动的,自然是从没跟我们谈起过自己父母的韩若东。老师给我们上课时,韩若东那双几近枯竭的眼睛开始放光,就像在岸上守候了一辈子的人,突然看见船来了。“原谅他吧/这是个盲目的儿童/看不见走近的父亲和张开的怀抱”(《父亲》)。
宽厚而慈祥的老师很快就给他的天才感动了,说他是自己教过的学生中最具有语言天赋的一个,说他有“语言乐感”。上课时,老师叫韩若东起来回答问题,常常是略掉他的姓,而直呼其名“若东”。韩若东成了乔万里老师的得意门生。
至于韩若东,入学后整整两年,我们都以为他是无父无母的孤儿。他跟谁都不大讲话,非讲不可的时候,深陷的眼窝和微微突起的嘴唇一齐抽搐,看了让人难过和不忘。入学报到那天,我本来分在305寝室的上铺,靠窗左侧。可是当我准备蹬到上面去铺床的时候,他在下边扯住我一条腿,说:能换吗?于是,从大一到大四,我们就一直这样,他上铺我下铺。
我清楚他情感和梦想的大部分脉络,他的苦痛,自尊,短暂的快乐和深重的矛盾。我们因此而结下了深远的友谊。有时候,我感觉没人比我更了解他。但更多的时候,我则认为没人了解他,包括他自己。就像深夜寝室熄灯之后,他那具被烛光投映在天棚上的影子,那具忽大忽小,居无定所,形同森林怪兽的黑色影子。
在食堂吃饭,他一般总是第一个,或最后一个到场的用餐者。他从不跟大家围桌聚餐,而是一个人躲在角落里,站着,喝免费菜汤。我们到达的时候他通常都已经去水池旁边洗碗了,或者我们都已经收了餐具,才见他一个人从食堂外面冲进来,直奔摆放在食堂中央只剩了汤底的皮餐车,也是唯一一个穿打补丁衣服的大一男生。从大一到大二,没人见他收到过家书。没人知道他家乡所在的确切地理位置,没人知道他有几个兄弟姐妹,没人知道他有怎样的童年和中小学时代,而所有这些对班里其他人来说,都早已在大一期间作为互换的条件,彼此通晓了。
韩若东左额上有块青疤,让人看了心痛。但他脸上最醒目的还不是那块疤,而是那对浓黑倒竖,粘连在一起的眉毛,从对面看过去,就像小学时老师常在我们作业本上打的“√”。你面对它时除了感到难受,不会有别的。他的长发总是将本来就十分瘦削的一张脸再遮去一半,成了一个刀条儿。他的眼睛不大,但看人的时候像在挖掘东西,躲在眉毛下面凝视。班里一个女生说,每次她跟韩若东走碰头,都要躲到对面去。
自从乔老师来班里上课,韩若东变化很大。他开朗了许多。他常去找老师探讨一些令他深感困惑的问题,并很容易就跟老师争吵起来。他还连续在老师主编的校刊《词语》上发表评论文章,名声渐渐响亮起来。老师外出参加作品研讨会,也常常带上他一起去。
但有一件事让大家始终感到费解。那就是乔万里老师从来不跟我们谈诗。当我们问起,他只说自己对诗歌比较外行。
周末,老师常约我们去他红四楼家里聊天,有时也在那里吃晚饭。师母周元朗是四川人,烧一手好菜。在老师家里总能碰见一些当时的知名作家。
老师有一儿一女,儿子叫乔南,刚上初一,女儿叫乔其,那年正准备参加高考。我们在的时候,老师经常让女儿弹钢琴给我们听,有时他自己弹,或者同女儿合奏。我们感觉女儿弹得比父亲好,可是父亲却经常批评她。
平时从红四楼下面经过,总能听见楼上传出的琴声。在春天的傍晚,那琴声像绿色的爬墙虎,像喷泉,沿着红砖墙滑落下来,在楼下院子四周到处流淌。我们当中只有韩若东判断得出,哪一次是老师乔万里在弹奏,哪一次是他女儿乔其。
这时,发生了一件小事,让我们知道了韩若东不是孤儿。他有一个父亲。
记得当时学校里正传看那本《傅雷家书》。我也买了一本,读完之后韩若东也借去看。这让我感到奇怪,他从来不读大家正在谈论的书籍。他借书的当天晚上,蓝城下起了春雨。我啪叽啪叽踩着被雨水打湿的校园路面,跑着回宿舍。这天晚上我比平时回来得早,见韩若东坐在床上看书,脸色阴沉,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当时我并不知道是因为那本书。我跟他说话,他很敷衍,好像不认识我。对他这种忽冷忽热的表现,我早就习以为常,所以也没太往心里去。整个晚上韩若东没跟任何人说一句话,熄灯前,我注意到他没去水房洗漱,就躺下了。
估计睡到午夜的时候,我给一种怪异的声音惊醒了。我睁开眼,看见上铺有烛光辉映。我知道是韩若东又起来读书,或写作。到了大三,我已经非常习惯他这种昼伏夜出的生活方式了。学校为了节电,夜里宿舍楼拉电闸,只能点蜡烛看书。那天夜里,烛光像一顶古代流传下来的昏黄幕张,笼罩着宿舍的天棚,摇摇晃晃,忽忽悠悠,要是刚醒,你会产生这种感觉:你正躺在一艘南方的小乌篷船里,航行在不知去向的深夜的河中。烛光将韩若东庞大而变形的影子投在天花板上,时而弯曲蠕动,像只黑狗熊,时而又像条隐现不定的饥饿幽灵,深夜跑来我们这里找吃的。这种时候我往往不敢多想,生怕自己神经衰弱,彻底失眠。我翻了个身,重新闭上眼。可是我又听见了那怪异的声音,断断续续地发出。开始我以为是窗外的雨声。后来我知道不是,那是一个人嘤嘤的啜泣声,显然他在努力压抑着,那压抑导致了嗓眼深处更加怪异的怪音儿。
我一下全醒了。我起身下床,抬头看着端坐在上面的韩若东,他正捂着脸。
“你怎么啦?”我小声问。
他没理我,可是那声音止住了。手却仍然捂着脸,身体抖动了一下,显然还在抽泣。我想他一定是已经哭了一会儿了。烛火仍然在他脸的右侧不动声色地燃着,他面前摊着一本书。我伸手拿来一看,正是那本《傅雷家书》。
“你没事儿吧?”
“没事儿,”他把手松开,看也没看我,就噗地一声,把蜡烛吹灭了。“睡觉。”他在黑暗中说,然后率先躺下了。一动不再动。我摸着黑,又重新上了床,躺下。这时我才听见宿舍楼外面淅淅沥沥的雨声,声音很微弱,像夜风的脚在轻轻磨蹭地面。
可是,我却真的失眠了。在床上辗转反侧了至少一两个小时,才昏昏沉沉睡去。至于韩若东,我不知道他睡了还是醒着,我翻来覆去的时候,他仍然没有一点声响。也许是睡了,也许是压着自己不出声儿。
等我早上醒来,发现已经很晚了,宿舍里已经空了。我看了看表,还有不到十分钟就到上课时间了。我急忙坐起来,准备穿衣下床。可就在这个时候,我感觉上面有动静,欠身往上一看,原来韩若东还在上面躺着呢,蒙着被子。他昨晚的睡眠应该跟我一样不足。
“韩若东,你醒了吗?快起来,还有七分钟……”我不等说完,就给自己眼里的景象惊呆了。我见上铺靠墙的夹缝间,有一股殷红细致的液体,正顺着白色的墙壁缓缓流下来,已经流到我的床铺下面去了。那是血!我脑袋嗡地一下,像自己身上的血流出来。我腾地跳下床。
“韩若东!你怎么啦?!”
韩若东露出头,朝我转过来,面色平静,但异常苍白,比他身边的白墙还白。嘴唇干燥,曝皮,眼睛浮肿。“对不起,沙岗,吓着你了。”他跟我说,“你别慌,我只是放点儿血,没别的。给我拿点卫生纸好吗?”我从没听他如此温柔地讲话。我腿脚无力地找来卫生纸,掀开他的被子,我几乎快要昏了过去。
被子里,褥子上,已经给鲜红的血液洇湿了大片,他右手握着一把红色的折叠水果刀,左手轻轻地搁放在血泊的中心,显然那里是血源。为他擦血的时候,我发现了那个刀口,在他左手往上一点的腕处,有一寸多长的一条口子。血仍旧源源不断地流出来,不知是我的错觉还是事实,我感觉刀口汹涌而出的血在冒着气泡儿,而且咕咕有声。我先将右手上那把水果刀拿了下来,那把刀是我的,前天借给他削苹果。他坐在上铺削苹果的样子我这时还能想起来,他削得很好,一只完整的苹果削完,皮竟然没有一处断裂。我真后悔,没及时把刀子要回来,书是我的,刀也是我借给他的。我一边给他擦血,一边摇着头,狠狠地咬自己的嘴唇。像在流我的血,我快晕倒了。
“对不起老沙,实在对不起。”他又在我头上静静地说。“小伤口,不要紧。我没想自杀,”说到这里声音里竟然带着笑意,我不敢抬头看他。“真没想,就想放点血,不然我受不了。死亡像蝎子一样在威胁我。这些都是淤血,应该放放。应该放掉这些淤血你明白吗老沙?我得稀释自己,冷却冷却。你明白吗?你先帮我止血好吗,拿条毛巾,扎我胳臂上……对,别急,别慌,对,就这样。记住了,跟谁也别说。行吗老沙……你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太难看了。你说什么……不比我难看?……好,现在你扶我下床,好……没事儿,我能行。好,你看这不下来了吗?别那么看我,老沙,我就是……我太难过了,跟自己有点缠不清了,现在清楚了,清清楚楚。走吧,陪我去医院。不过,你别把我捂这么紧,老沙……不用,真不用。我不冷。”
“等会儿你就冷了,流这么多血。”
走到门前,他突然又站住脚,回头:
“对了,走之前你得先处理一下,别让他们看见血。你把我的被子卷起来,行不?别傻站着呀,快卷起来吧。……谢谢,这下他们就不知道怎么回事了。至于墙上的血……墙上的血怎么办呢?”
“快走吧!”我喊了起来,“你以为你是在台上朗诵吗?!”
他怔了怔,改变了原有的神情。然后抱歉地点了点头。
“好吧,就说我不小心划了手。”
到了医院,我们才知道,事情并没他说的那么简单。他以为到医院缝几针,包扎一下,就完了。其实,他给自己找了个真正的麻烦。他把自己左手的四根肌腱割断了,左手上一共五根肌腱他割断了四根。需要马上手术,进行缝接,不然他的左手就再也抬不起来了。
我给系里打了电话,说明了情况。韩若东虽然不同意我这么做,但已经无法阻止了。他已经给人推进了手术室。我没跟辅导员说韩若东受伤的真正原因,我按他说的,给车撞了。我不得不向系里通报,因为医院跟我要押金,我手里没那么多钱。
系里马上就来了一个人,帮韩若东交了押金,还派了办公室的一个老师留下来,跟我一起等待手术完毕。
3
没人相信,韩若东会因为那本《傅雷家书》给自己手上来了一刀。这很费解。可是听他讲完自己的经历,我明白了。
韩若东六岁时,母亲就病故了。父亲是右派,脾气极其暴躁。他上边有个姐姐,下面有个妹妹。他在父亲的不如意和巴掌下度过了一个十分阴暗的童年。生活和政治的双重压力,导致他父亲精神上的崩溃,动辄便拳脚相加,在孩子身上出气。
“我是给他打大的。我一直想不明白,他为什么要那么打我?”韩若东的手臂打了石膏,吊在胸前。“看了这本书,我明白了。那是因为他的自尊。傅雷这人就是自尊太强,才导致傅聪痛苦的童年。他们那代人大概都这么自尊。物质上的极度贫乏,导致精神上的过度自尊。就是这句话。这是本好书,是到目前为止,对我影响最大的书。”说这话的时候,他将枕头放在背后,靠在床上,神情异常严肃。“这本书,使我解放了自己。同时也算宽恕了我爸。这是一次清算,让我跟童年和少年时代结账,跟我父亲结账。因为这本书,我跟自己的过去和解了。它教会了我一个道理,过度的自尊是有害的。同时它也告诉我,他们那代人活得多糟糕啊,多么不健康,多么不人道。”
沉默了一会儿,他好像突然想起一件事:
“小时候你喜欢狗吗?还没上小学之前,我非常喜欢狗,见着谁家院里有狗,我都羡慕得要死。老幻想着什么时候自己也能有条狗,天天喂它,领着它到处走,到处转,到处玩。我想我宁肯自己不吃,也要给它东西吃。有一天,我爸不知道为什么事高兴,突然就对我说,你不是想要只狗崽儿吗?我们学校守卫郭大爷家里的大狼狗要下崽儿了,等我跟他要一只回来给你养。我一听,真是乐坏了,简直不相信这是真的,跟做梦似的,也不相信说这话的是我爸。可是他确实这么说了,过后还反复问过他,他说,我既然答应你了,就肯定给你要。你就听话,别闹人,等着吧。我记得那是他最慈祥的一次,慈祥的简直都不像他了。于是,就天天盼着他们学校守卫郭大爷家那条狗下崽儿。可惜我不知道郭大爷家住哪,要不我非天天都去看不可。我问我爸他家那条狗是什么样的,我爸有点不耐烦,说不知道,听说是从部队淘汰下来的。我问是立耳的,还是耷拉耳的?我爸说大概是半立耳的吧。我再问别的,他就很不耐烦地说去去去,再问就不给你要啦。我害怕他真不给我要了,于是就不敢再问。只等着那条狗下崽的消息。我想象着那条大狼狗的肚子一天比一天大,还想象它下了一窝狗崽的样子,其中有一只最可爱的小狗儿,将成为我的。其实我喜欢立耳狗,不过这半立耳的我已经很满足了。为了迎接这只小狗崽儿,我特意做好了一只皮狗套,还用好几天的时间,用铁丝做了一条铁链儿,就是先用钳子把铁丝一段一段地掐断,然后做成一个一个小环儿,套在一起,成为一条长链,拴在狗套上。晚上睡觉,我都在被窝里搂着这副狗套狗链,就想着有一天能领着我的小狗儿到处跑,到处转,叫它嗷嗷叫。”
说到这里,韩若东再次停下来,眼睛看着我,没有多少表情。好像在让我猜测后来他得没得到那条狗。我在心里猜他肯定没得到那只狗,大狼狗不等下崽就病死了,或者下了崽以后就给人家分光了。
“我开始还忍着不问那条大狼狗下崽的情况,问多了怕他烦,不给我要了。我很小就学会了看他的脸色行事,骗你不是人。后来我实在忍不住了,生怕狗下崽了他根本不知道,狗崽都让别人要去了。就反复问了他几次。开始两次他不吱声儿,我不知道是怎么了。后来我明白了,一定是狗崽没了,我养不成狗了,那只狗套也白做了。我就放声哭起来。可谁想到,我爸突然冲了过来,一把从我手里夺过那只狗套,套在他自己脖子上,俯下身,在我眼前做成狗的样子,大声喊着:”来,给你狗!来吧,给你狗,狗来啦!’”
这是我万万想不到的结局。听到这里,我眼里很不争气地浸满了泪水。
“狗崽儿哪去了?”
“不知道,没有人再提这事。事实上已经没必要搞清楚这个了。但我知道另外一个事实,就是为什么自己现在不喜欢动物。我不但不喜欢动物,还不喜欢跟动物太亲近的人。”
韩若东将身后的枕头撤了,放平,又重新躺了下来。我看着他做这些,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我只是紧紧地捏着自己的手,我感觉自己手心都出汗了,他仰卧在床上,闭了一会儿眼睛。后来又睁开,望着天花板。
“你知道,现在,我已经能平静地讲这件事了。可是过去,我甚至都不能平静地想它。连想想都不行。”过了一会儿,他看着我,神情异常激动。“你知道这些都是因为谁?”
“因为谁?”我问。
“乔老师。”
那是我第一次见韩若东带着莫名的激动谈起乔万里老师。他说到老师时脸上的那副神情我至今不忘。那是少年失怙的人,面对突如其来父爱般的情感所表现出的全部诚惶诚恐。我看在眼里,为他高兴,也为他难过。
“认识老师,是我今生今世最愉快的经历。”他两眼放光地跟我说。
韩若东手臂上的伤口痊愈之后,留下一条紫红色的蜈蚣刀痕。但人已经完全变成另外一个,开朗,随和,极易相处。大三的韩若东,整天洋溢着幸福之情。他大量写诗,有时在宿舍里给我朗诵。我至今还记得他端坐在上铺朗诵诗歌的样子。他本人酷似他的诗歌:急躁而赤诚,语言和想法总是多得使他喘不过气来。他冲我朗诵诗歌的时候,虽然只有我一人在场,他也总是拿出那种架势,仿佛跟我坐在一起的有成千上万的听众,他是站在剧场或舞台上。有时你真想笑出来,但有时你笑不出来,而是给他感动得热血沸腾,或泪流满面。读完诗歌,我们也要交谈。但后来我发现那不是真正的交谈,他停下来听我说时,虽然极力做出倾听的样子,可我知道他什么都没听进去。他还在想自己的,想自己的思想,想自己的感情,以便等一下集中火力继续对我轰炸。他的精神永远集中在自己身上。
《父亲》那首诗就是在那年写下的,那是献给乔万里老师的。可惜因为乔老师一再强调自己对诗歌创作不感兴趣,所以这首他一直没有看到。我猜想是韩若东自己不好意思给他看。当时,记得韩若东最推崇的校园诗人是海子。他还将那首《春暖花开》用复写纸抄了,人见一份: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
喂马,劈柴,周游世界
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
有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
4
没过多久,他又起了新的变化。这种变化十分微妙,只有我看出来了。
那段时间,韩若东几乎天天早出晚归,我们305室的就寝时间完全给他打破了。大家都有意见,他神出鬼没,飞檐走壁,跳窗登门。他跟你说话,眼睛呆愣愣地看住你,但你分明感觉他不是在跟你说,眼睛也不是看你,因为你不管说什么都改变不了他的话题,或者你已经转移话题说别的了,他却还在原来的主题上兜来绕去。两只时而发蓝时而又泛红的眼睛盯着你看,你面部的表情变化或身体的移动分明丝毫也影响不到他的视线。这时你感觉他的目光已经穿透了你,甚至不仅仅是穿透了你,而且还穿透了墙壁,越过了山,越过了海,正在追踪他内心的一个目标。
他仍然大量地写诗,一发而不可收。不同的是,他再也不给我看,也不给我读了。在此之前他写了新东西,不管你在干吗,不管你有多忙,不管你有心情没心情,他总是死乞白赖地要读给你听,或逼着你读完说意见。现在完全变了,每天捅捅鼓鼓,偷偷摸摸,像在搞什么秘密实验。
上课时不是溜号儿,就是打瞌睡,被任课老师一再点名批评。
有天上午,乔老师给我们讲完了两节课,早早就收了教案,我们注意到他的脸色从始到终都非常不好。临出教室前,他对我们当中喊了一声:
“韩若东,你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那天,韩若东没回来接着上后面的两节课。中午吃饭也没见他。直到晚上我们回到宿舍,才见他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面朝天花板,但却闭着眼。对我们来说这是很少见的情况,韩若东不说不动不看书,躺在那里闭目养神,这是很奇怪的事情。
我洗漱完毕,走到他床边,小声问:
“你怎么了老兄?”
他又闭了一会儿眼,睁开,斜楞着目光跟我说:
“今晚你不睡行吧?”
“干吗?”
“想跟你谈谈。”
“谈吧。”我说。
“咱们出去。”
“现在?”我向窗外看了一眼,“马上就关大门了。”
“来吧。”
说着,他已经翻身下床,率先走出了宿舍。
“到底又发生什么啦?”出了学校大门,我才追上他。
“我恋爱啦,老沙岗。”
“早猜到啦。”我说。
“知道她是谁吗?”
“谁?”
“乔其。”
我吓一跳。“乔老师女儿?!”
“怎么,你也爱她?”
我推了他一把,说:“人家高中都没毕业呢。”
他放心了,并得意地说,据他所知,学校里很多男生都爱着乔其,只是让他捷足先登了。
接着,我们俩在校园外面的大街上就开始了漫无目的地行走,他开始跟我漫无边际地谈说自己的恋爱经历。他语速极快,恨不得让我一下了解他爱情的全部。我感觉他像得了热病。校门外那条大街叫延安路,那条路有个坡度,一直走下去就是中山广场。我们走下去,再走回来。然后再下去,再回来,就这么循环往复,一直走到深夜,我又困又乏。
最后我已经什么都听不进去了,脑子里就只想着怎样才能敲开一楼某间男生寝室的窗子,跳进宿舍大楼,回到305室左边靠窗下铺的床上,好好睡上一觉。躺下就睡。
可是韩若东却激情满怀,两眼冒光。我感觉,如果此刻在他身边划根火柴,马上就能把他点着。
“她是天使,她是长翅膀的天使。”他呼出一口长气,像喷火一样。“你注意到她那双眼睛了吗?那双眼睛,我感觉每时每刻都跟着我,我天天都能看见,夜里也能。你知道吗老沙岗啊,好像只有现在,我才知道人为什么值得活着。过去的二十年,我全白活了。”他死死地扯住我的胳臂,仿佛嫌我不够全神贯注,又生怕我突然失踪。“你明白我这种感觉吗,老沙岗?”
“你都快把我逼到马路牙子上啦!”我抗议道。
“对不起。”
道了歉之后,他仰首望天空,默默望了好一会儿。突然我听见他呵呵哈哈地笑起来,毫无缘由地。因为平时不怎么听他笑,他这一笑,把我吓了一跳。在深夜的大街上,路上几乎没什么行人和车辆,所以他的笑法听上去有点瘆人。我想看他,却又不太敢看。我侧目观察着韩若东,他这会儿竟把眼睛闭上了,大概他也讲累了。他凭着感觉跟着我往前走,实际上有一会儿他将头靠在我的肩上。为了擎住他的头,我不得不一再向他那边使劲,于是我们在大街上行走的方式就显得有点怪,基本上呈“之”字形阵势。大街上的路灯在夜幕中显得有些迷离,恍惚。
“你知道吗?沙岗,就是她那双眼睛一下温暖了我,是那双眼睛一下子照亮了我。过去我全身都是冰啊,我都快冻僵了,我……你知道吗?这在我心里唤起一种既甜蜜又陌生,既幸福又难过的情感,一种接近于…..接近于恐怖的感觉,对,就是这种感觉,我有点怕,有点害怕你知道吗?我一直想的就是,凭我韩若东,哪点配得上她的爱情呢?我浑身上下哪地方配她呢?我长得不好,又一直呆在黑暗之中,她是一束光啊,干吗单单要照亮我呢?我真害怕了,害怕你明白吗?你有过这种感觉吗老沙岗?你像我这样爱过一个女孩吗?你肯定没有这样爱过。我从来都没像现在这样,生怕失去已经到手的东西,过去我什么都不怕,因为我什么都没有。可是现在我有了,一下子什么都有了,像个亿万富翁。所以我怕,我怕……”
说到这里他突然站住了。我看着他,感觉他的面颊在微微痉挛。接着,我看见他流泪了。那泪水在他鼻翼的两侧晶莹地流淌下来,在春夜里发着蓝幽幽的亮光。当他自己发现了,周身微微抖了一抖,抬手把那眼泪擦了。他冲我笑了笑,似乎有点不大好意思,继而又往前走去。
这时我才注意到,他从宿舍里出来,只穿了一件薄薄的白衬衫,虽然大街上流淌着暖暖的春意,但毕竟是海滨的深夜啊,夜风浮动中,我穿着一件夹克还仍然感到凉意袭袭。可是他却将那件白衬衫上面的扣子都解开了,亮着胸脯,像一柄穿行在黑夜中的火把。
“咱们回去睡觉吧,我知道你很幸福,但幸福不是一个晚上可以谈完的。”我说。
“不,”他一把抓住我的衣袖,站住,脸色骤然暗淡下来,在这浓重的春夜里像片污黑的铁皮。“我叫你出来,并不是为了告诉你我的幸福。我要跟你说说我的痛苦。”
“痛苦?什么痛苦?”
“你知道老师今天上我找我干吗?”他悲伤地说,仿佛有痛苦的汁液顺着那张污黑的铁皮脸流淌下来。
“找你干嘛?”
“嗨!”他叫了一声,摆了摆手,仿佛不堪回首似的,继续往前走。
我跟上去。
“到底怎么啦?”
他又站下来。
“你知道吗,沙岗,自从遇见老师,我内心是多么幸福吗?从他身上,我惊见了一个理想父亲的影子。”
“这点我们谁都看出来了。老师也喜欢你。”
“不,他不喜欢我。那都是假的。”他一脸悲哀地说。
“干嘛这么说?”
“今天上午,他把我叫到办公室,你知道他跟我说了什么吗?”
“说了什么?”
“他说,‘韩若东,你给我听好,你必须马上跟乔其分开。’”
“老师是怎么发现的?”我问他。
“因为信。”
“什么信?”
“我给乔其写信,她们学校的老师跟她父亲说了。”
“她们老师怎么这样?”
“大概写得太多了。”
“写多少?”
“每天都写,有时候一天三封。”
“天哪,”我叫了一声,然后我又连着叫了两声,“天哪天哪!”
韩若东又开始往前走,两手攥得紧紧的,非常痛苦。我也就跟着他默默走了一会了,不知该如何安慰他。
“我想老师也是可以理解的,他不希望你耽误乔其考学。也许等她高考结束,他就不会这么在意了。”
“不管这样,他不应该那么跟我说话,好像我是土匪,要把他女儿从他身边抢走。我不过就是爱她,爱她……”他突然停下来,瞪着两眼朝前望。
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事,完全是猝不及防的。韩若东神情凝然地朝前望着。马上,我也仿佛听见了什么,停下来,跟他一起向前凝望。
很快我们就听清了前面传来的那种声音的性质。那声音十分怪异,初听不像是人的。它拖长的调子尖利而又曲折,由冷风吹送过来,有点拉肝扯肺的意思。如果这里是山区,你马上就会联想到野狗或恶狼之类,但这里是海滨蓝城啊。我立刻感觉自己的头发根儿有点硬。
我跟韩若东对视了一下,可这对视的结果又增加了我的恐惧,因为他怪异的神情。像在深夜的恶梦里醒来看见镜子里可怕的映相。他的脸色在街灯下笼罩着一层怪异的惨绿。这时,前面的叫声更尖锐,更曲折了。我俩一边向前看一边战战兢兢地往前走。很快我们发现前面有一个蠕动的黑影在地上。我当时第一个反应是有人给车撞了,可是肇事的车辆逃掉了。我俩奔过去。
我终于看清了那个人,他躺在前后两处街灯中间最昏暗的地带,四肢不停地抽搐着,头和脸在痛苦地左右扭动,像受到了一只无形巨手的拨弄。
“他怎么啦?”我喊了一声,在黑影身边蹲下来,我看见他额头和脸颊上都挂着黑乎乎的东西,伸手摸了一下,粘稠而腥涩,我打了一个冷战,断定那是血。
与此同时,我感觉身边的韩若东向后顿了一下。
“他受伤了,受伤了。肯定是给车撞了。”我继续喊着,同时抓住那人的一只手,可是我马上就松开了,仿佛我抓着的是一只多足冷血动物的手,冰冷而又痉挛。这时我才借着昏暗的街灯看清更可怕的一幕:他的面部已经完全扭曲了,嘴角两侧不停地向外吐着白沫,上下两片嘴唇夸张地咧着,暴露着大概也涂满了污血的牙齿。他还翻着白眼儿,同时,他叫的更响亮,更刺耳了。我不知道哪来的一股勇气,一把抱起了那人的头部,一股腥臭之气直扑我的鼻子。
“他这是怎么啦?怎么啦?”这次我是冲韩若东喊的,“快叫车,送他去医院,快叫车啊……”我扭过头,见韩若东已经站起身离开我们,可是他并没去路上拦车,却向着人行道里侧跑过去。他跑动的样子也十分奇怪,腿绷得不直,跑得也不快,而且手紧紧地抱着自己的脑袋。
“韩若东?韩若东!你干吗跑嘛?快来帮我,拦辆车。韩若东……”
我见他冲着一棵老槐树奔了过去,像要拥抱它,可是他顷刻间就在那棵树旁萎缩了下去。韩若东的这一举动更加深了我的不安和恐惧,我简直像在恶梦里,看见不合逻辑的怪异行为一起接一起地发生。我头皮都有些发炸了。接着,我听见韩若东那边也传来奇怪的叫声,那声音虽然没有里的这个人响亮,但我知道那也不是正常人发出的声音。我真以为自己是在梦里了。我立刻脱手放下那个人,由于太匆忙,我甚至听见他的头磕在水泥石上的响声。我向韩若东奔过去(实际我是向着那棵老槐树奔过去,因为韩若东的身体已经给那棵老槐树的阴影遮蔽了)。到了近前,韩若东的样子则给我更大的惊吓和恐怖,比刚才那人还要令人惊悚,这不仅仅是因为那张本来熟悉的面孔在我面前骤然变得陌生起来,还因为他的表现几乎和躺在那边的那个人一模一样,痉挛,抽搐,几近窒息。他身体绷得像只弓,紧紧地后仰,靠在树干上,两只手死死死地卡着自己的脖子,嘴里也往外分泌这白沫儿(我快要崩溃了,恍惚间我觉得,今晚我将和世上所有人一起口吐白沫,倒地身亡)。唯一不同的是他没翻白眼儿,但这更加吓坏了我,因为我凑近他的时候,见他两眼正死死地地盯视着,像盯视着他三世的仇人。
“韩若东,韩若东!你怎么啦?你这是怎么啦?”我用力掰着他的两手,企图将它们从他的脖子上移开。“你干吗掐自己?嗯!你干吗要掐自己啊?”可是我感觉他的两只手像铁钳一样坚硬而有力,我根本无法将它们分开。这时他瞪视着我的两只眼睛也越张越大,嘴里发出驴叫或下水道堵塞般的声音。我觉得自己快急疯了。
“不要这样,韩若东,不要这样!告诉我应该怎么办?”我听见自己带着哭音的喊声在夜晚的大街上回荡。“来人哪,来人哪!——”我四下里环顾着,可是夜晚的大街上空寂无人。有一辆亮着灯的大卡车轰鸣着开了过去,根本无视这街旁上演的恐怖戏剧。躺在马路牙子旁边那个人的声音已经微弱下去,我想他也许是死了。
接着,韩若东的声音也弱下来,卡着脖子的双手仿佛也放松了。我不禁喜出望外,凑近他的脸。
“韩若东,韩若东,你好了吗?你好些了吗?你可把我吓坏了韩若东。”
我用手擦了擦他嘴角的白沫儿,同时又急忙甩掉了它们。可是他的目光仍旧是空洞而茫然的,脸色也是惊人的发黑,惨绿。他看着,好像在费力地认出我。
“我是沙岗啊,韩若东,我是沙岗。”
他微微抬了抬头,似乎想凑近了辨认我。突然他嘴角剧烈地抽搐了一下,还不等我对他嘴里发出的恶臭气味适应过来,就有一口粘液从他嘴里喷射出来,吐在我脸上。
“离我远点儿,老东西!”他声音异常阴郁而苍老地说,嗓眼里像加了皮塞儿。“你给我滚!滚……”
接着他又重新进入刚才的状态,双手又重新麻利而又迅速地卡住了自己的脖子,白沫比刚才还要剧烈地涌现出来,浑身颤抖着,痉挛着,抽搐着,几乎快要背过气去了。我擦了一把脸上的口水,再看他时已经开始翻上白眼儿了。
我站起身,不顾一切地向大街中央跑去,同时张牙舞爪地呼喊着,拦住了两道刺目的向我疾驰而来的灯光。
5
港湾医院是一座幽暗而厚重的俄式建筑,走廊是木地板铺就的,十分曲折,人走在上面发出的响声有点惊心动魄,特别是有急救病人的时候。这是离我们学校最近的一家大医院,因为韩若东,我已经来过两次了。
那天晚上,我在二楼的卫生间里用凉水洗了脸出来,和等在走廊里的韩若东一起离开了医院。实际上,还不等我们到达港湾医院,韩若东就在车里醒来,恢复了正常。而那个人却一直在昏迷之中,额头和颧骨上的伤口已经不再流血了,可是仍然面目可憎。他看上去有三十几岁的样子,脸上和头发之间有不少发青的旧伤和污黑的血痂。韩若东醒来以后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问。他好像很清楚发生的事情,端坐在我旁边,眼睛看着车窗外面向后急闪的大街,一眼也不看那个一脸伤痕的人。
我们找楼梯口和大门的出口费了半天劲,这家医院在我印象里像座迷宫。
离开急诊室之前,值班医生出来拦住我问:“你不是说一共有两个病人吗?那个呢?”
“你听错了。”韩若东接过去说,然后拉着我尽快离开了医院。
可是我仍然放心不下。小声问他:“你真不用看看吗?”
他什么都不说,继续拉着我的手往外走,手里十分用力。
外面的雾气已经基本消散了。不远处的海港码头传来几声轮船起航的鸣笛:呜——呜呜——,使这个夜晚更加寂静,幽深。一辆有轨电车哐里哐当地开过来,我们上了电车,坐了两站。当我们重新回到学校前面那条大街的时候,好像过了一个世纪那么长时间,经过了不堪回首的噩梦和劫难,其实才不过半个多小时的时间。我们俩在马路牙子上坐下来。
“刚才把你吓坏了吧?”
“还行,”我说。
“整整两年多不发病了,我还高兴呢,以为自己好了。我以为,离开家,离开我爸,这病就不会再犯了。谁想到会遇见那小子。”
“大概也跟你今晚太激动有关。”
“也许吧。”
“你的病跟他一样吗?”
“差不多。”
“应该比他轻。”
“不见得,我控制得好。”
那还控制得好?我想起他刚才吐我一脸口水的情景,就低下头去。我尽力不去想他当时一脸惨绿和两手用力掐自己脖子的形象。
“氧气好像被抽没了,身上的血似乎流尽了,四周一片空荡荡的,有人在狠狠掐我的脖子。”
“是你自己掐的,”我抬头瞥他一眼,他没说什么,那表情仿佛在说“我知道”。
“当时我脸色儿是不是特别难看?”他看着我,说。
“难看死了。”他那扭曲而痉挛的嘴脸便又浮在我面前,闭眼睛都没用,挥之不去。
“这病犯得最频,次数最多,是在我读小学的时候。那时候我一犯病,班里同学就围着我笑,看我翻白眼儿,吐白沫儿,他们都觉得特有意思。每次病好以后,我都要在家里呆两天,不上学。等一上了学,大家就拿我这病开玩笑,甚至公开地学我躺在地上的样子。这对我刺激很大。再后来,我就开始控制自己,尽量拖延发病前的那段时间,好及时跑到没人的地方,屋前房后,或者厕所里。因为发病前脑袋里总要先产生轰鸣的声音,像有火车来了。每到这种时候我就撒腿开跑,往没人的地方跑,两手紧紧地跑着脑袋。”我想起他今晚的脚步,那奇怪的样子。“就这样还是跌的满脑袋的是包,青一块紫一块。你看见今晚那小子那样儿吧?过去,我就那样儿。眼皮上这块疤就是这么留下的。”他用手指着左眼皮上那块亮丽的疤痕,跟我说。
“从来没治过吗?”
“什么招儿都想了,什么药都吃了。小时候,一拉开我们家里的炕柜,就有一大堆药瓶子稀里哗啦地掉下来。那都是我的药,比吃饭还准时。还经常用偏方,没少吃马蛇子、癞蛤蟆、钱串子那些东西贼恶心。”
“什么马蛇子钱串子?”
“就是蜥蜴和千足虫。”我将那些东西一个一个地想过去,觉得没有一种可以下咽。
“怎么得的,这病?”
有好一会儿,韩若东不再说话。过了一会儿,他才说:
“第一次发作,是在我妈死那年。当时我六岁,很多事情我都已经记不得了。我只记得她尸体停放在外屋地上,身上盖着东西,头发梳成我从来都没见过的样子,在脑后打了一个很大的死结。周围站了很多人,我爸坐在旁边抽烟,谁也不看,谁也不理。来的人我都认得,可是因为妈死了,我觉得他们都变得陌生起来,看谁也不像原来的样子了。包括我们家的房子,屋子外面的地,和地上跑着的猪和鸡,它们吃食儿的样子都很怪。我像被什么人抱着,绕着我妈的尸体旋转。我死死地盯着我妈的脸,我似乎觉得,只要这样盯着,她就永远不会给别人拉走,她就能老那么躺着,一直躺倒我长大。”他顿了一下,像换口气。接着说,“在那之前,我还不知道什么叫死,我不懂。可是后来,当他们开始往门外抬她的时候,我就不干了,死死地拉着她的衣角,并且开始放声大嚎……接着我就发病了。那是第一次。”
远处又传来轮船的鸣笛声。我突然特别想家,尤其想父亲。我在南方那个山清水秀的小镇度过了童年,虽然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情结,但毕竟充满了温馨的父爱和母爱。我看了一眼他那张脸,在夜色中仿佛涂满了污黑的墨汁。心想:这是个多么不幸,又多么需要爱抚的人哪。
这时,韩若东突然从马路牙子上站起来,说:
“老沙岗,求你一件事。”
“说吧。”
“千万别把我的病告诉乔其。”
“你放心吧。”
“不要让任何人知道。”
“行。”
“老沙岗,现在我还想求你另一件事。”他又声音颤抖地对我说。
“什么?”
“跟我去趟老师家。”
“你说什么?现在吗?!”
“对,就现在。”
“你该不是在梦游吧?已经是下半夜一点多啦。”
“我知道,我只是想到她家楼下站一站,看看乔其房间的那个窗子。”
“你自己去吧,我可不陪你去。搞不好,还不得让人当精神病抓起来。”
“求求你,老沙岗。”今晚他一再这样叫我。“然后咱们就回去睡觉。行吗?”
我还是陪他去了红四楼。

这晚有很好的月亮,但星星不多。我们在朦胧的夜色里傻傻地站着,我陪他站着。到了楼下,他几乎就忘了我的存在。他殷切地向上张望,虽然我跟他展开只有两步远的距离,但我分明听见他粗重的呼吸声。他的心跳一定又加快了。夜色里我看不太清他的表情,但他做张做致的剪影都在我的视野之内。他的样子让我觉得又可怜又可笑。后来他向上看,我则朝四下里环顾,或者看天上的星星。这么深的夜里到人家楼下来观望,有种奇奇怪怪的做坏事的感觉。这在我一声中还是第一次,以后也再不曾有过类似的经历。
红四楼几乎所有的窗子都是黑的,只有一两户的里侧还微微透出一点灯光,像是卫生间里的灯忘了关掉。四下里阒无声息,万籁俱寂,偶尔能听见远处大街上传来车辆刹车的声音,在这里听上去,空远而尖利,像什么人梦醒后的呼唤,有撕肝裂胆的同感。夜色中,看得见老师家阳台上那几盆花影的轮廓,韩若东仰面而视的样子显得异常激动。他一定是希望乔其此刻能突然出来在阳台上。那将是奇迹,或者他们至少有一个人是处在梦游状态。不,紧紧他们两个中的一个处在梦游状态是不够的,还有我呢,我是清醒的。我这个清醒者的在场就足以打破任何幻想。
韩若东在楼下的空地上又蹀躞着转了几个来回。过去,韩若东走起路来很快,就像一只习惯了飞翔而不适于在陆地上行走的鸟类。可是那天夜里处在爱情燃烧点中的韩若东则不再像鸟,却像一条被热情烧焦了尾巴的狐狸,在老师家楼前楼后逡巡着,无望地守候着一个心爱的面影。而那个心爱的面影,可能此刻正匍匐在她房间的床上酣睡着。也许她的梦境中会出现他夜巡的场景?谁知道呢。但看韩若东鬼灵鬼灵的样子,仿佛那个心爱的面影是一路随着他的。
“她是长翅膀的天使啊。”
我忘不了那夜韩若东如何描述乔其,以及他眼里的火。我感觉,那晚的乔其,已经化成了韩若东灵魂的一样东西,别人无论用什么办法,都无法将它们分离了。
最后,我困得东倒西歪,简直想要跪下来求他了。
“韩若东,你饶了我吧,让我回去睡觉吧。”
“啊!”他仿佛给我吓了一跳,定睛看着我。“你还在这儿?”
“废话!”
“我以为你早回去了。”
“是啊,我巴不得已经睡了,可是你让吗?”
“哎呀老沙岗,真是对不起你。”他走过来推了我一把,“你快走吧,回去路上小心车。晚安。”
“你呢?”
“我再转转。”
留下那只燃烧的狐狸继续在红四楼地下转悠,我快马加鞭地回到学校,跳过两道大门,最后砸开了一楼一间男生宿舍的窗子,像个幽灵般,连点头哈腰赔礼道歉地穿过人家寝室,爬上十三楼,回到我的305寝室。倒头便睡。
直到第二天早上宿舍楼开门,韩若东才回到房间。那是大家都已经起床了,他一脸死灰地上床睡下,像堆燃过了头的焦炭。
6
乔其留一头披肩发,长的更像她父亲。她目光清澈,但略显惊怯,仿佛随时随地准备迎受让她惊讶的事情。看你一眼,总像电光闪了一下,急遽,而又激烈。她笑的时候很好看,那笑容是惊人的坦白和纯真,很快就熟练了。好像笑久了就会失重。最好看,亦即最醒目的,还应该说是她的额头,圆满而光润,那样的额头似乎应该确保她一声的幸福。她喜欢深呼吸,好像不断有新想法从她内心里翻扬出来,逼迫她不停地唤起。从这个细微的习惯性动作里我们知道,她也应该是一个富于激情的女孩。这种激情,常常使她白皙的额头泛上一层淡淡的红晕。
自从老师找韩若东谈过,也就是他发病的那个晚上过后,乔其来我们宿舍找过几次韩若东,可每回他都不在。从那时候起,他开始大量地逃课。除了专业课,他一般全逃。晚上不到打熄灯铃,他不会来。谁也搞不清楚课余时间他都在哪里度过。这时,距乔其高考还有两个多月时间。有一次她逮着韩若东了,两个人站在宿舍楼的走廊尽头,一直谈到深夜。我们来来回回去水房洗漱或解手,看见他们俩旁若无人,声音高高低低地争论什么。最后没人知道韩若东是怎么样把乔其送出宿舍楼的,而乔其回家那么晚,老师什么反应?看得出,那段时间里韩若东的神经都快崩溃了。
“怕她考不上?”我问他。
“不。据她老实讲,以她模拟考试的成绩,上清华北大都不成问题。”
“那还紧张什么?”
“她一定要报考咱们蓝大,可是她妈她爸非让她去北京读。老师亲自为她报了志愿,前面几个都在北京,最后一个才是蓝大。”
我明白了。

整个高考期间,我和韩若东都守在考场门外的一棵老槐树下。我不断地给韩若东买雪糕,为他降温,生怕他再犯病。谁看见他当时的样子都会吓一跳的。
前面五科都考完了,乔其十分自信地跟我们说:“每科都不会低于九十分。”
大家都舒了一口气。可是考最后那科的下午,乔其只答十分钟卷,就从考场里出来了。她跟我们说,她交了白卷。韩若东又差点犯病,幸好有乔其在身边。
这样的结果出乎每个人的意料。乔其只考了五科。五科成绩的总和,正好够得上我们蓝大的分数线。
就这样,那年夏天乔其也考入了蓝大。而我们还有一年就要毕业了。
这件事完全激怒了乔万里老师。有一天,他又将韩若东找了去,谈了大半天。回来之后,韩若东情绪十分低沉。可是问他什么都不说。但他跟乔其的恋爱非但没有收敛,反而升级了。高考一结束,暑假就来临了。两个人整天形影相随,寸步不离。
就在那个夏天,我也开始了恋爱。我爱上的女孩是我们班的,叫艾可加。

那年暑假,我们都没离开学校。四个人经常守在一起玩耍,到处游逛,时而陆地,时而海洋,既快乐,又难忘。我们乘游艇在大海上兜圈子的时候,韩若东突然冲着无际无涯的大海声嘶力竭地喊起来。开始我们都没明白他在喊什么,当尖硬的海风将他的喊声送回来,我们才知道他喊的是自己的名字:“韩若东——”
接着,我们三个人也都跟着喊起来,简直就是大声疾呼。
“沙岗——”
“艾可加——”
“乔其——”
…………
喊完了,我们就大声笑,十分张扬,十分疯狂。笑完了再喊,开游艇那人都给我们喊傻了,他愣愣地看着我们,盯着我们每个人的脸看。我们不管他,越喊越痛快,仿佛心都给喊出来了,抛在昏蒙的空中,像风筝一般飘升,最后又断了线索。
乘完了游艇,我们又去走海滨公路。韩若东即兴做了一首不点标点的诗,一气呵成读给我们听。最后他用一块红砖头将这首诗写在了柏油路面上,这就是韩若东离校之后大家争相传诵的那首《春游》:
其实我们和春天都已经打过二十来个照面了当然是一见如故那还用说吗海风热呼啦地迎接了我们明眸伴春光浮游白色纱巾也飘起来了阳光随树影一起躁动天空湛蓝湛蓝跟海的颜色差不多——真美丽
尽管沿着蛇形公路蜿蜒着走反正迷路是不可能的既然周遭都是海我们的影子投在前面气势汹汹却又洒脱得不行我们快活得要死便回过头去放肆地盯着太阳看于是眼泪流下来了真想唱支歌拉破嗓子唱走过春天走过四季然后像歌那样亢奋地走过自己——真不错
不知为什么路旁的那些树干吗还是那么干巴巴的不绿不见一点青春的才气真让海风笑话上面那些枯黄的叶子一定挂了整整一冬了干吗还不甩掉呢要绿就快点绿吧疯狂地绿吧就像我们的激情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年龄这条路真是长得可以弯弯曲曲曲曲弯弯好像要耗尽一个春季还是坐下来休息休息吧拾起一块红色砖头在青色海滨公路上用力写下那句歪歪扭扭的诗句——也许道路从来平坦而脚步本来崎岖——真浪漫
这故事终究要拉得遥远又遥远但回忆必须努力放轻放轻再放轻去年的今天去哪儿了干什么来着想不起来了游丝般的侵扰折断了安详的日子生活啊生活你这迷人的家伙我双眼噙着泪水请求你永远和我好永远别把我遗弃大家都说我今天有些异样有些发神经于是我冲着海发出了一声粗声粗气的叹息——唉,真肤浅
今天走了太多的路极累极累就像做了太多的梦那样太阳摇摇晃晃躲到山那边去了接着黄昏开始变得厚重该回去了挽着一个快活的春日回去吧让我们同海风握别并对她说还是要来的只要春天在假如有一天我们都老了(那也是可能的)我们就会越过青春越过岁月越过礁石越过密林凝视这海这路这湾和这一天明朗的游玩然后把这首诗读给那些年轻且漂亮的人听并冷峻而深沉地高速他们时间过得真快——真无情
7
开学前两天,乔其说,她爸爸病了。韩若东跟我商量要去家里看望老师。可乔其不让,说他只会让若东难堪。可是第二天,乔其突然高兴地找到我们,说她爸爸和妈妈请我们几个区她家里吃晚饭。我们觉得有些蹊跷,乔其说:
“说是为了庆祝我升学。”
我们到红四楼的时候,见师母周元朗已经做了一大桌好吃的。老师的情绪明显不错,只是面色有些憔悴,他说不要紧,不过着了点凉。我挺高兴,想:老师一定是原谅并准备接受韩若东了。
但韩若东却并不轻松,从进门就如坐针毡。果然在晚餐正式开始之前,又来了两个不速之客。
这两个人我们过去在老师家里见过,他们姓蒋,是一对父子。父亲是省经贸厅厅长,多年前也在外交部任职,是乔老师的顶头上司。蒋厅长一眼看上去,是让人不起反感的那种官员,在圆滑与随和之上,还带点放弃与勘破的味道。至于他的儿子,以前我们到老师家里遇到过一次,那次我们以来,他就离开了,所以没有太深印象,只余一个侧面和背影。蒋运满比我们至少大五岁的样子,十分高壮,是被乡野的太阳曝晒过,被广阔天地浸润过的那种强壮。后来我们知道,他做过知情和工农兵大学生,现在一家外贸公司上班。这父子俩都是大个子,是我没来北方之前想像过的那种高度,儿子比父亲还要蹿出来半个头。他们俩都是一副风流倜傥踌躇满志的样子,让人觉得,好运道和好感觉也是可以遗传的。他们跟乔老师一家十分随便和亲近,显然没少彼此走动。蒋运满对乔其姐弟都以小其小南相称,亲哥似的。
我不知该如何描述他,这人有些难以名状。他几乎算得上漂亮那种,只是脸上颧骨有点突出。衣着也很耀眼,我们见识少,对他那身行头的价值还无从判断。对当时的我们来说,蒋运满是一个新形象,或者说是一个新象征。不但整个人都是陌生的,他身上所裹挟的那股强烈的时代气息,则给我们更大的惊悚。显然,他既不喜欢我们这类舞文弄墨的人。更确切地说是轻蔑,轻蔑诗人和作家。这种感觉是如此清晰,他在我们身边一坐下来,就有股类似气功般的外力散发出来,看不见,却分明给他猛力推开。
那天,在光芒四射的蒋运满映衬之下,韩若东显得灰暗,仓促,看不见任何前途。那天晚上很热,蒋厅长从进门就一直在挥着一把扇子。而韩若东却穿了一件很厚的暗褐色夹克衫,由于紧张和焦虑,额头上挂满了汗水。乔其让他把外衣脱了,可是他却一直令人费解地穿着。于是乔其给他拿了一条毛巾,最后拿条毛巾都湿透了,拿在他手里,重量在不断加剧。后来他自己大概是在受不了了,才将夹克衫的拉链拉开。我们看见里面露出一件破了洞的背心。
蒋厅长的扇子一直呼呼啦啦地闪着。那是一柄黑色的断面扇子,他扇了一会儿,就啪的一声合死,然后又哗啦一声打开。整个晚上他都在反复做这件事,他一定是觉得好玩。经过他这一扇,我们感觉老师家里更是热得无法忍受。因为蒋氏父子都是做外贸的,所以那天开始的话题大多都涉及到生意。听上去,蒋运满在他的外贸公司里进出口业务做得很出色,最近又刚刚出了趟国,所以净讲些国外见闻。他讲到欧洲的教堂,花卉,谈到美元,还有创汇额什么的。
后来不知怎么就谈到了诗歌。将厅长突然说了句让大家震惊的话:
“你们乔老师过去还是个诗人呢。就是因为写诗犯了错误,才被踢出外交部。”
这让我们非常吃惊。由此也搞清楚了一个一直令我们费解的问题。
老师急忙说,不提这个,不提这个。
蒋厅长合起扇子,枪一样指着韩若东,说:
“听说这个小韩就是一个不错的诗人嘛。读两首来听听,过去我也喜欢过诗呢,不信问你们老师。不然我们也成不了朋友。”说完看着老师哈哈大笑。老师也笑了,只是声音没他那么夸张。
“叫你读,就读一首吧。”老师住了笑,对韩若东说。“正好我也听听,我还从来没听过你读诗呢。”
大家都将目光看着韩若东。韩若东这时靠在墙上,几乎没动,但脸色有点异样,谁也搞不清楚为什么。他摇了摇头,说:“我都记不得了。”
“怎么可能呢?”乔其充满希望地瞧着他,整个晚上她就用这种眼神看他。“叫你读,就读一首呗。”
“不,真不记得了。”
乔其很失望。我们也都有同样的感觉。韩若东低下头,两只手摆弄着夹克衫前襟的那条拉链,拉上来,拉下去。拉上来再拉下去。他越是不停地拉那件夹克,便越让人注意到那件衣服的寒酸,还有背心上的洞眼。他自己好像根本没意识到这个。老师有些下不来台,笑笑说:“不读就不读吧,大概他觉得没有气氛。”
“不是气氛的问题,”坐在老师身边的蒋运满突然冒出一句,他一直沉默不语,现在开始说话了。“这跟气氛无关。是因为时代,现在根本不需要诗歌,这不是一个需要诗歌的时代。”
“你认为需要什么?”韩若东微微抬起头,翻着白眼,突然这样顶了蒋运满一句,“美元吗?”与此同时,他的两只手停止在夹克衫的拉锁上,好像遇到阻塞拉不动了。给我们感觉,韩若东说这话时情绪过于激动,因而连声音听上去也有些颤抖。
“可以这么说,我们需要美元,非常需要。”
蒋运满平静地重复道。后来,整个晚上他都用那种平静的调子说话,大概因为他个子高,他说话时都是那种俯视的样子。但他不激动,一点也不。他是属于没有痛感的那种人,没什么事情会让他疼,一点也不疼。他的嘴唇很薄,方正,而且有棱有角,讲起话来不急不慌。在我们眼里,他是个新形象。这种形象后来多起来了,但当时十分罕见。他对什么都笑笑,没什么值得忧虑和激动的。
“实际的情况是这样,”乔老师大概感觉话题有点僵,岔开说,“不是这个时代不需要诗歌,而是这个时代缺少诗意。当诗歌不能成为或反映一种生活态度时,这个时代就是远离诗歌的,就是没有诗意的。”
“老师不觉得这样的时代很可怕吗?”韩若东问。
“未必可怕。中国并不是一个缺少诗歌和诗意的国度,只是因为某个时期诗意过盛,伤害了诗歌的胃口。”
“你是指‘文革’?”
“是‘文革’。”
“但那不是诗意过盛,甚至可以说恰恰相反,是因为诗意贫乏,那是一个毫无诗意的时代。”韩若东这样说的时候脸色已经微微有些发白。
“这是诗歌的概念问题,什么是诗歌?”老师看了看韩若东,接着说。他似乎有点不快,他说下面那些话的时候显得十分严肃,而且眼睛也不再看韩若东,好像不值得跟他辩驳,或者是不耐烦看他苍白的脸色。“任何意义上的诗意都是浪漫主义的东西。整个‘文革’就是一场全民族的浪漫主义运动。从这个意义上说,‘文革’就是一场诗歌主义运动。伤了胃口以后,人们发现自己再也不需要诗歌了。现在人们需要过好日子。人们发现,只有诗歌,没有粮食的日子是没法过了。”最后老师得出结论,“可以说,中国在相当长一个时期里将不再需要诗歌,甚至可能不再需要文学。”
韩若东听到这里,脸色骤然变得惨白惨白,额头上也渗出大颗大颗汗珠。他浑身软弱得像一块白布,贴靠在客厅的那面墙上。室内的气氛也随之变得紧张起来,大家谁都不再说话,但也都不看韩若东的脸,除了乔其。韩若东仍旧低头摆弄它那件夹克衫的拉锁,拉锁已经退到衣襟的最底部了,现在他是敞胸露怀,现出背心下面那根扎得很紧,但已经破旧不堪的黑色腰带。那个拉锁是坏掉了,他努力想将它再重新拉上来,可是他拉不上来。他紧紧地咬着腮帮子,用力往上拉,像被一个死结给套住了。这真让人难过,乔其眼睛红起来,我感觉她马上就要哭了。突然,韩若东放弃了,不再拉那个倒霉的拉锁,他抬起头,挺直腰身看了看大家,呼出一口长气。我知道他是要说什么了,我对他发表演说之前的状态非常了解。他果然壮怀激烈地发表了一通演说,语速极快,但多少有点语无伦次。他演说的主题无外乎又是文学对于人生的意义,以及我们这个文化古国自“五四”之后,真正意义上的文学生活不是太过,而是根本不够。“不再需要诗歌,就是不再需要思想,从而完全放弃了思考。一个放弃思考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民族。正如一个放弃思考的人,是没有前途的人一样。再有钱也没用。美国就是一个典型的不再思考的民族,只知道快乐和发财。我们越来越缺少信仰,就是因为我们越来越远离文学,越来越没有诗意……”韩若东突然讲不下去了,嗓子里好像有了东西,噎住了。他木然地又站了一会儿,腾地坐下去。
乔其站起来:
“若东,你没事而吧?”
“没事儿,我想喝杯水。”
师母给他端来一杯水,他很快就喝干了。乔其问他还要吗,他说不要了。
“他太激动了。”蒋运满慢慢站起来,微笑着开始说话。“现在谈需要不需要文学,太可笑。”他环视我们在座的每个人,说出的每个字里仿佛都带着笑意,“这不像是人间的学问,太抽象,太空灵。这简直是哲学,简直像在探讨生死问题。听说现在学校里非常流行哈姆雷特那个问题:‘活,还是不活?’对,它一直就是个问题。但问题是,这个问题值不值得用几百年的时间来探讨?而且探讨到今天探讨明白了吗?又有谁真正得出结论应该活,还是不应该活?谁能确切地告诉我们?它真的有那么重要吗?特别是在今天,在眼下,它还有那么重要吗?不,它已经不重要了,这个问题应该留给那些死去的和尚未出生的人去探讨,如果他们还有探讨的能力和兴趣的话。“蒋运满说到这里笑出了声儿,只有他自己笑。接着他突然放大了声音说:”我们还活着的,现在还活着的每个人,特别是还能意识到自己活着的每一个中国人,当前最急切需要搞明白的不是‘To be or not to be’的问题,而是‘How to be?’和‘Where to be?’以及‘What to be?’是怎么活,在哪儿活?和活成什么的问题。“说到这里,姓蒋的停下来,仍然看着我们每一个人,同时不住地点着头,好像在说”这就是我要说的意思“。
韩若东突然又想站起来,可是蒋运满伸出一只手,压住他。
“你先等等,大诗人,你先等等。我的话还没说完。“
韩若东又坐回到墙边去,他喘得厉害。我隔着几个人坐在这边,都听见他的喘息声了。我骤然紧张起来。我看着乔其,她眼睛紧盯着韩若东。
蒋运满又笑了。
“为什么?为什么眼下这个时代不再需要文学和哲学,不再需要问‘To be or not to be’这种问题?那是由这个时代的性质所决定的。这是一个什么时代呢?”他回过头去看着他的父亲有看了看乔老师,“你们这一代人总爱说一句话,就是‘凡事都要先认清形势’。这话说得好,这是一个政治大国所能给予他的国民的最有用的学问,也叫政治觉悟。古人讲‘识时务者为俊杰’。现在让我们来看清楚这是一个什么时代吧,让我们先搞明白这个时代的基本特征是什么?这个社会的主要情感是什么?是实利主义,是金钱至上,你们不反对吧?大概谁都无法否认这是一个商业时代。商业时代是什么?我认为就是一个极端的年代。现在挂在很多人口头上的一句话就是商场如战场。那只是从微观上说,说的是战役,而不是战争。从宏观上就应该说,商业年代如战争年代,其剑拔弩张之势应该更甚于战争年代。在这样的年代我们需要做什么?首先就是要选好自己的立场,你打算做参战者,还是当炮灰?你准备进攻还是防御?认清了这个形势,你就要考虑你自己的问题,就是你手里有没有武器?强硬的武器?这武器不是别的,那就是钱。有最多的钱就等于拥有最好的武器。钱,MONEY!那是什么?It’s sort of what we have instead of chairman.钱是我们用以取代领袖的东西。”
“小满!看你又胡说了吧?”演讲者的父亲蒋厅长这时啪地一下又将手里的扇子合死,握在另外一只手的手心里,死死地攥着,冷着脸对儿子说。
“让他说让他说,”老师用手抚了抚老上级的膝盖,“我还真想听听,这些理论对我来说真的很新鲜。让他说下去。”但我们看见老师的额头有汗。
“这就是你所说的‘认清形势’吗?”那边墙角又送过来一句问话,有气无力。韩若东的一只手扪在胸前,好像不这样捂着,就可能有什么东西从里面蹦跳出来。
“是的,必须认清形势。对这个形式认识不足的人大概不会饿死,但会气死,因为自尊。因为有比形势更加可怕更需要认清的事实:目前的中国,阶级又重新出现了。”
大家都屏住呼吸,看着说话者。
“是的,就像喊狼来了,喊了这么多年,狼终于是来啦!我们费劲九牛二虎之力消灭掉的阶级,又重新出现了。”
我看见,老师的脸色也白了。
“你说的是阶层吧,小满?”
“那是你们的叫法,我叫它阶级。本来有个词儿,你们不用,偏要自己重造一个。这世界一点都没改变,改变的只是词语。”
就在这时,我们听见“砰”的一声,有人倒下了。感觉就像那面墙突然坍塌了,砖头瓦块落在地上。大家吓一跳,全都站起来,往墙角看。
韩若东躺在地上,浑身颤抖,口吐白沫儿。
我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这是第二次,我亲眼见到韩若东犯病。他们都是第一次。乔其疯了一样跳过去,抱住韩若东的身体,拼命喊他名字。
8
那年一开学,我们毕业班就去吉林的一家法国工厂实习了。
走之前,乔其到火车站送我们,可是直到火车离开站台,韩若东也没露面。我们班同学看着乔其只身一人站在月台上看着火车开走的样子,都觉得不幸的韩若东实在是个最幸运的家伙。那天乔其穿了一条白色连衣裙,亭亭玉立,含苞待放。
火车都开出蓝城很远了,韩若东才从厕所里出来。但他没过来跟大家坐一起,而是一直站在车厢连接处。我们在这边说笑打牌,都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韩若东又重新变得孤寂,寡言,跟刚入学时一个样子。那天在老师家里犯病,他感到非常丢脸,认为那是个奇耻大辱,话里话外老提这个。并且一再跟我声明说,他跟乔其算完了,彻底完了。
深秋的东北已经非常寒冷,很像南方的冬天。有一天早上,乔其突然来到我们实习的厂区宿舍,我和韩若东住一起,刚起床。大概因为乘了一夜的火车,她显得万分疲惫。韩若东看见她,也有点傻,没有任何惊喜或感动的表示。
那天上午,韩若东没去听专家讲课,跟乔其出去了。傍晚的时候他从外面回来,我和艾可加在宿舍里等。
“怎么只你一个人,乔其呢?”可加问。
“她回去了。”韩若东走到床边,砰地躺下去。
“什么时候?”
“刚才啊。”
我和可加坐了一辆三轮车,赶到火车站。我们在月台上找到乔其,她正准备上车。她眼睛又红又肿。她伏在可加肩头,跟她说:“我和若东没有挽回的余地了。”
火车开动以后,列车窗口已经不见了乔其几近绝望的面孔。我跟可加站在月台上,心里充满无能为力的痛苦。我们只是朝就要驶出月台的列车挥了挥手,转身准备离开。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
我们看见有个人从我们身后奔跑过去,拼命追赶已驶出月台外面的列车。他越跑越快,与火车也越贴越近,最后竟一步跨上了一节车厢的车门台阶,一只手把住了扶手。因为他的动作太突然,月台上的工作人员甚至都来不及反应并阻止他,也都傻愣愣地望着他贴附在列车上的身影,有人骂了一句:
“这是他妈的谁呀?不要命啦!”
我跟可加同时都认出那人正是韩若东。他的身影看上去确实有些惊险,栽棱出来,像火车长出了一个额外的小翅膀。到后来,那翅膀越来越小,越来越看不见了。旁边的工作人员说,这种“飞车”是要罚款的,而且要重罚。按规定,列车不到站是不会开车门的。
这个场面使我惊魂未定,可加已经扑在我怀里,浑身颤抖地哭起来了。
9
转眼,就到了1985年春天,我们马上就要毕业了。
那时,学校内外的商业气息已经相当浓厚,校园里也此起彼伏地出现了各种叫卖声。商品经济,已经像一列装满杂货的火车,锵锵喧哗地闯进我们蓝大校园。学生们自发地办起了咖啡馆,小卖部,甚至还有缝纫铺,经常有人贸然敲开你宿舍的门,向你兜售方便面和领带,或袜子裤头什么的。有外校学生到我们学校来做生意的,我们学校也有学生走出去,到外校去抢占地盘赚外快,美其名曰:勤工俭学。校园里很是热闹,也很让人担心。食堂也都开始承包了,多开了好几个,分出三六九等。中档以下的食堂,到了中午和晚上吃饭的时候,总是挤破脸打破头,生怕物美价廉的饭菜给别人吃光了。再也没有我们刚入学时手里拿着书本边背英文单词边排队打饭的情景了。我们从高档食堂(有人酸酸地叫它“贵族餐厅”,也有人管它叫“冒号餐厅”——因为当时流行的一个相声里管领导叫“冒号”而得名)门口走过的时候,可以看见里面不多的用餐者正在细嚼慢咽,他们饭桌上摆着绿色的啤酒瓶子。
夜里我跟可加散步回来,经常看见校门口有暗红色的出租车停下来,从里面走出穿着花花绿绿时装的女生。可加这种时候总是殷切地向那边望,一直到女生款款地走进校园里,身影消失在教学楼或花坛那边看不见为止。她能准确地说出那个女生的名字和系别。那段时间,经常能听说谁谁谁成了暴发户,有时一天能听说好几个。
韩若东痛恨校园里的叫卖声,是因为它们影响了他排话剧。毕业前,韩若东写了一出话剧,叫《墙外的石头》。他准备作为毕业献礼作品,参加蓝城高校大汇演。
那些日子我们大家一直忙于排戏。接着发生了一件事。
那天正好是情人节,韩若东问我:“你给艾可加买什么礼物?”
我说还没想好呢。于是我们两个抽时间一起跑到街上给她们买礼物。遗憾的是,十四年前那年春天我在情人节里给可加选了个什么礼物,如今已经记不得了。我只记得韩若东给乔其的礼物。那是条带花纹的真丝纱巾。回到学校,韩若东还为那礼物配了一首短诗:
在万头攒动的街头
我寻找给你的礼物
希望你喜欢
因为我很穷,并且
很爱你
当时韩若东将这首诗给我看了,我非常感动。我记住了他将“很穷”和“很爱你”这两件事并列的那种心情,里面分明是含着感激和骄傲的。韩若东带着礼物和诗去找乔其了。可是过了大半天,韩若东突然神色仓皇地回来,跟我说,乔其找不到了,她失踪了。
“你们几天没见面啦?”
他想了想,“至少两天,因为排戏,我没时间陪她。可是昨天和前天我都找过她,她不在,我也就没再找她。”
“今天是星期天,她该回家了吧?”
“我往家里打过几个电话了,可她不在家里。”
“你们吵嘴啦?”
“没有啊,排戏这么紧张,哪有时间吵?”
韩若东急一脑袋汗,看上去连排戏的心情都没了。难道是又给姓蒋的找出去吃饭了?不至于呀,再说吃个饭也不至于好几天哪。据韩若东自己说,那段时间蒋运满经常请乔老师一家出去吃饭,每次乔其父母都硬拉上她。她本来就不反感蒋运满,所以吃过饭回来也跟韩若东说起。可是她发现每次都对韩若东造成不同程度的伤害。她觉得这件事很不可理解,跟我和艾可加说,不就吃个饭吗?他干吗那么在乎?再说,他应该知道我对他的感情啊。虽然这么说,以后再跟蒋运满出去吃饭,回来就不跟韩若东说了。
那天看韩若东脸色,知道他跟我有同样的联想,只是不便说出来。他紧张,焦急,还带着相当程度的怨恨。怨恨乔其就这么不声不响地失踪了。
当天晚上,天快要黑的时候,乔其突然出现在排练的剧场大厅里。脸上竟然还带着兴奋的笑容。
“你去哪儿啦?!”韩若东站在台上就喊起来了,声音很大,像在读台词,满场的人都听见了。“你知不知道我都要报警啦?”
乔其收回了笑容,她给韩若东的声音喝住了,她呆呆地看了一会儿台上。韩若东从台上跳下来,可是还不等到乔其身边,她就转身跑出了剧场。韩若东追了出去。
后来听说了事情的真相,我们都很感动。再次觉得乔其是个赤诚的女孩。
我跟很多人说起过,韩若东是个外表阴郁,内里热情似火的人。他的胃口很好。事实上我发现,大凡富于激情的人,一般都有一个健硕的胃口。好食欲是大激情的保障。那时看韩若东干瘦巴几的样子,根本想不到他会有那种超常的热情。他消耗太大。
乔其说,有多少个寒冷的冬夜,她跟韩若东在外面散步,遛街,看着沿街餐馆里杯盏交错,美味飘香,吃饭的人进进出出,他总是舔嘴巴舌。
“现在要是有人请我进去用餐,我不会拒绝。这个时候我肯定放下自尊。”
有一天他跟乔其这样说。乔其说她听了这话心里很不好受,特别是韩若东排戏那段时间,他吃不像吃,睡不像睡,穿更不像穿,整天蓬头垢面。
“将来有钱,就在学校旁边开个餐馆,便宜点儿,让谁都能吃得起。”韩若东这句话也让乔其非常上心。
谁也没想到,她失踪那几天,是到别的学校卖东西赚钱去了。卖的都是些小玩艺儿,领带,裤头,袜子什么的,总共卖了六十三块钱。
“这下你可以大吃大喝了。”乔其跟韩若东说。
那天晚上,我们四个人去了中山广场旁边的一个叫“四季香酒家”的餐馆,那是一家大餐馆,应该是当时我们知道的蓝城最气派的餐馆。里面装修豪华,服务员小姐一律都训练有素,见我们进来就叫“先生小姐”,叫得我们心里乱跳。那时候刚兴这种称呼,被人叫着,就仿佛突然改了身份。窘困地坐下来一想,还是穷学生,并没因为人家这样叫你就真的变人了。再说,我们使多大劲才来这地方消费一次啊,乔其一共卖了十二条领带,七条短裤,外加四十九双袜子。这些日用品,为我们换来一顿美餐。
直到今天我还记得当时我们点的那四道菜的名字:
麻辣鸡丁,炒肉拉皮,海杂拌儿,溜肝尖儿。
我们本来要点一道汤的,可是后来听说有免费的饮料供应,就罢了。我们每人要了一杯速溶麦氏咖啡,很淡,喝一口有点像红糖水儿。但我们仍然非常高兴,因为可以随便加炼乳,炼乳也是免费的,不要钱。
服务员问我们是坐包间还是坐散台,我们不太懂,服务员就非常耐心地领我们看了里面的包间(整整一个房间只摆一张桌子),外面的大厅叫散台。我们问,包间收费吗?服务员说收费,额外收五十块钱。我们立刻说,那就坐散台吧。其实散台也很好,有那种火车座式的隔间,我们四人正好坐一台。大厅里还隐隐地放着音乐,我们感觉有只小手在各自的心上抓来挠去的,像后来的按摩。
那天的座位是这样分配的:两男两女各坐一边,我对面是艾可加,韩若东对面是乔其。
那顿饭,我到死也忘不了。
吃过饭,喝咖啡的时候,韩若东突然将手从桌子下面伸过去,抓住了乔其的手,紧紧地握着。我和可加发现了,就嘲笑他,觉得有点狗窃鼠偷的。
那天晚上乔其笑得像朵绽开的玫瑰。
10
毕业前那段时间,大家都很惶然。也有少部分人显得悠闲,大概已经知道了自己的去向,所以到处找人攀谈,留言,也留通讯地址。甚至有人开始收拾东西,捆绑行李。但是韩若东丝毫不关心自己的去向问题,他只关心别的。有一天傍晚,他神色肃然地找到我。
“老沙,你帮我选几首诗吧。你认为最好的应该是哪几首?”
“什么?”我不太明白他的意思。
“老师要几首诗看,要我写的。”他紧张兮兮地说,“我突然觉得,哪首都不好。”
我有点懵懂,“乔老师?”
“对,乔老师。”
“他不是不读诗歌吗?”
“现在想读了。”
“是他自己跟你要诗看吗?”
“不是,他跟乔其说,拿几首韩若东的诗来看看。看了再说。”
“再说什么?”
“我也不知道。”他开始不自在了。
于是,那天黄昏,我们两个俯身在床下,拉出一只大纸箱,从里面翻找韩若东最得意的诗歌。他的所有诗歌手稿都收藏在我的床下。我建议他干脆送给乔老师一本诗集得了,他不肯,说这样有卖弄的嫌疑,人家只要几首看。我们两个跪在宿舍的地上,认真地挑选了半天。现在回忆起来,当时的劲头好像要拿去参选诺贝尔文学奖。
天快黑了,室内的光线不好。后来我们开了灯挑选。最后我们一共选中了起首,其中五首是我选的,而另外两首韩若东自己认为不可不选,最后也都加了进去。选完了,韩若东看了看表,禁不住惊叫了一声。原来乔其还在外面等他。我很奇怪他为什么不让乔其进来,跟我们一起选诗。
那天晚上,韩若东又是一夜未归。实际上在毕业前那段时间里,大家已经不再按时作寝了,所以韩若东整夜外出,我也没太紧张和多想。估计事情进展也许非常顺利,老师看完了他的诗歌,发现了他无与伦比的才气,说不定一高兴就留他在家里住了一夜。这完全是可能的。
第二天早上,我刚起来,端着脸盆和牙具从宿舍里出来,准备到水房洗漱。突然见乔其两眼红肿地从走廊那头走过来。
她劈头就问:
“韩若东起床了吗?”
“你说什么?”我吃了一惊,感觉她的眼睛至少是哭了一整夜的结果。“你们不是在一起吗?”
“什么在一起?”
“昨晚他不是跟你一起吗?”
“你是说,他一夜都没回来吗?”乔其那双秀目第一次显得有点吓人。
我也不太自信了,转头领她又回到宿舍,向我的上铺看。我怕我夜里睡得太死,韩若东回来自己不知道。可是他床上是空的,除了一只枕头和一条像被抽空了骨肉的蟒蛇般萎弃在墙边的绿色毛毯。
“糟了,他还在山上等呢!”乔其脸色大变,转身就往宿舍外面跑。
“什么?在山上?!”
我放下脸盆,也跟了出去。
出了校门,我们向学校后面南山跑去。路上,乔其气喘吁吁地给我讲了昨晚的全部过程。
他们并没像我想象的那样,两人一起拿着诗歌,回去见乔其父亲乔万里。他们事先就说好了,由乔其独自一人回去,韩若东在南山上等待审判结果。乔其承认,昨晚她自己也很兴奋,同时也很紧张。
我们来到南山脚下。早晨的太阳已经从南山的左侧升起来,透过路旁的树木枝叶,洒下参差斑驳的光芒。因为山那边就是海,所以虽然是夏日的早晨,却仍然感觉不到暑热,甚至有几分冰爽气息。难道韩若东就真的在山上呆了整整一夜?乔其放慢脚步,神情戚然。
“你给他看啦?”
“看了。”
“他怎么说?”
“他看了差不多一个晚上,就那么几首诗。”乔其喘息着,同时以手扪胸。“最初我在自己房间里等着,后来我实在等不及了,我感觉他是不是在书房里睡着了。可是我一去,爸爸就跟我说,你先出去,让我再看两遍,再想想。我就退出去了。回到自己房间,我就不再紧张了。从他神情看,我知道他是被韩若东的诗彻底打动了。真的,我明白自己的父亲,每当他看场好电影,读了一部好小说,就总是那种神情,那种撞了山的感觉。”
我和乔其沿着一条布满杂草的小径,开始往山上登。可是走了一会儿,我们就停下来。她显然有点走不动了,喘得厉害。
“后来呢?”
后来,乔其说,父亲就把她喊了过去,到他书房里。
他跟女儿说,你坐下来听我说。
乔其说不,我站着听。
他叹了口长气,说,好女儿,爸爸想先问你一句话,你不认为爸爸会害你吧?你想,我会阻碍自己女儿的幸福吗?
乔其说不会,爸爸不会。
父亲又说,那么,你知道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反对你跟韩若东的关系吗?
乔其说不知道。
你想没想过这是为什么?
乔其说想过。
他问乔其,你是怎么想的呢?
乔其说也没怎么想,想了也白想,因为我想不明白。乔其说我想不明白为什么他可以做你的得意门生,可是却做不成你的得意女婿。难道真的是为蒋运满吗?
他笑了,你说是不是?
乔其突然激动起来,说不会,我想我的父亲还不至于那么功利吧。
他不笑了,又说,那么,你想不想知道真正的答案呢?
乔其说想。
“好,”他说,现在我就告诉你。“不是因为别的,就因为他离生活太远。”
“离生活太远?我不明白你的意思。”乔其说。
“慢慢你会明白的,”父亲说。
“爸,你看他的诗写得不好吗?”
“不,”父亲顿了一会儿,抑制着自己的激动,“恰恰相反,写得太好了。都是杰作。”
听到这里,乔其简直快要哭出来了。
“那为什么不行呢?为什么呢?”父亲走过来,将手放在女儿肩上,然后又去抚摸她的头发。
“古今中外,像他这样的人,没一个有好结果的。因为他们不是在地上走,而是在天上飞,在天上飞你明白吗?我不能把女儿交给这样的人,因为他不是一直做我女儿的男友,而是要做她的丈夫。我把你嫁出去,必须交到一个能保证你一生幸福的人手上。而他不是。他是生活的别种和异类,他这种人一定与现实格格不入。你相信我,爸爸阅世这么多年,不会看错的。老实说,韩若东是我教过的学生中最罕见的天才。可是他不能做我女儿的丈夫,就是这样。读了这些诗,我更加坚定自己的看法了,他是个在精神上高度自治的人,精神上高度自治,你懂吗?这种人势必要离生活太远。就是这句话,他离生活太远了。”
这是乔其已经忍耐不住,大声哭泣起来。
“可是,你说的生活,到底是什么呢?!”她冲着父亲叫喊起来,“它难道不包括爱情吗?”
“包括,但那将是一种贫困的爱情,一种因为贫困最后将导致乏味和腻烦的爱情。就像我们国家从上到下曾经拥有的政治热情,一旦人们发现这种热情很贫困,很飘忽,远离了大地和现实,人们就开始厌恶并抛弃它了。可是你知不知道,这样做的代价是什么?是整整一代人青春的毁弃,信仰的坍塌,是生不如死,是追悔莫及。这种热情放在个人头上,就是整整一生的延宕和打击。”
“可是,”乔其最后泣不成声地说,“你怎么就知道他必然是贫困的呢?”
“不会有错,根据我毕生的经验。韩若东是个纯粹精神的化身。”他坚决地说,“任何一个人,都要在精神和物质之间选择一个立足点,记注,你只能选择一点,要么离精神近些,要么离物质近些。你永远不可能既满怀地拥抱着精神的硕果,同时又完全占有着物质利益。这种人我还没见过,我认为那是非人的状态……”
乔其说到这里,已经站住,抽泣起来。我陪她立在山径上,不知道该如何对她施以安慰。山中林荫处,有晨鸟的啁啾鸣叫声传过来,那声音让人听了心里十分惆怅和落寞。
“后来,我就跑出了爸爸的书房,回到自己房间……他们怎么叫门我也没开…….至于韩若东,我想自己那么久没来,他也许会自己下山,回去睡觉。”
这时,我们已经来到山顶。乔其站住了,指着一块巨大的岩石说:
“就是这儿。他不见了。”
“你是不是记错了地方?”我问。
“不,每次约会都在这里。”
“那里有样东西!”我叫起来,跑到岩石上边,发现一块石头下面压了一张纸。纸上歪歪扭扭地写了两行字:
多么新鲜的早晨和往事啊,我把它留给你。
希望你能喜欢,因为我很穷,并且很爱你。

很快,我们又在岩石上发现了血迹。我们知道,昨天夜里他大概又犯病了。但是我们没有想到,那天早上韩若东是永远离开了。
1985年夏天,离最后毕业典礼还有几天时间,韩若东没跟任何人告别,毅然决然离开了学校,不知去向。这件事在我们蓝大,以及附近几所高校,都引起了莫大的震动性影响,也都设法找韩若东的诗来看。这再次证明了一个人的行为比一个人的文字重要几倍。
你听说我时
我大概已不在你的天空下乘凉
我本是鱼
现在要游回我的海里
安心讲述
地面那些早已沸腾的往事

第二部
1
真正有韩若东的消息,已经是两年以后了。
这两年,中国人的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到处兴经济。我留校任教也整整两年了。为了学校分房子,我和艾可加一毕业就登记结婚了,但没举行婚礼。
我住在一栋破旧的青年教工宿舍楼里,仍然是三层。寝室的规模和风格,与学生宿舍没有任何不同,只是居住者由原来的六位减少到四位。我只有在每月初发工资的时候,才知道自己实际已经开始部分地自食其力了。说部分地,是因为每月我还得靠家里接济一百到二百元钱,八十几元的工资根本不够花。这当然有艾可加的原因,那是我们发现恋爱非常费钱,越来越费。我们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越来越需要用钱来证明各自的感情深度的。
蓝城本身变化也极大,领导扬言要做“北方香港“。几天不上街,就会发现有一栋新楼兀然又矗立起来。到处都在拆迁和挖沟,拓展街道。好楼越盖越高,马路越拓越宽,好车越来越满,并且扎眼。中心街新华书店前面,已经有了几个举着写有“家教”纸张的学生,恭恭敬敬站在那里,面对喧来嚷往的大街和行人。他们手里的白纸黑字,和他们白净的面孔和黑色的眸子一样纯洁,触目惊心。在围观他们的行人中,只有很少的几个妇女会走上前跟他们交谈。那是我不忍正视的一个角落,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去书店看书,又必须经过那里,于是我就快步越过他们站立的地方,甚至都不让自己的余光瞥见他们。事隔多年,家教的职业已经极正常和普遍了,新华书店前面的学生也多多益善地站成了两排,周末和星期天的时候甚至还有三排。但它仍然是我心里的一个痛楚。不知道为什么。
我非常惭愧地发现,自己上课经常跑题。原来我是那么不适合教书,这点是始料所不及的。想不到,那么沉醉于语言的我,最后竟发现,语言教学是我内心的一个巨大的负担。想不到语言在被人把玩的时候,会赋予人那么大的乐趣,可是一旦它成为人的生存手段,就会使人产生偌大的腻烦心理。这大概有点像自由作家和职业记者之间的区别。

在我眼里,艾可加的大眼睛重眉毛,甚至包括她微微上翘的嘴唇,都具有无与伦比的特殊吸引力。那时候还不太流行那种口唇,只是到最近几年才有女人刻意将口红涂到唇线外面去,因为那样显得性感。大概就因为有好看的牙齿,可加很喜欢笑。即使她不笑,上嘴唇似乎也总像一道吊起来的红色帷幕,轻易不肯落下来,因为她自己也知道里面的牙齿有很精彩的演出。
同可加恋爱阶段,天天只想着跟她睡觉。想得厉害,我感觉自己都快成流氓了。可那时候的社会没现在这么开放,再说也没地方去。可加每天下班需要回家住,而我在单身宿舍里的举动只能是偷偷摸摸,即使我那几位同室中人好心赏赐我一点与她独处的时空,也没心情动真格的,而且,随时有可能被他们回府的脚步和敲门声打断。慌慌张张很没意思。那段时间我竟像个中学生,脸上起了不少粉疙瘩。
那年冬天很冷,我第一次在可加家里住了一夜。那天夜里天阴得厉害,我们逛完大街,送可加乘有轨电车回家时,外面就撕棉扯絮地下起了鹅毛大雪。可加母亲见我脸冻得发青发紫,便开恩地说,今晚就别回去了,住家里吧。在一旁抽烟的可加父亲也笑着说:“别走了。”
可加父亲是条壮汉,脸黑牙黄,平时很少说话,只是一棵接一棵地抽烟。第一次见他,我觉得他有点像日本那个叫三国连太郎的电影明星。因为他抽烟很凶,所以他家里总有一股浓烈的烟油味儿。可加母亲和她本人似乎早已习惯家中的气味,而我知直到后来真正成为她家里的女婿,也仍然会不小心给那股气味薰个跟头。可加家里的住房虽然不宽敞(一室半),但因为只剩下她父母,所以也并不显得十分逼仄。她父亲第一次见我,就问我戴多少度的眼镜。“一看你戴眼镜,就知道你书没少读。”他盯着我的眼睛说,“我儿子也把眼睛读坏了,他比你还近视。”言外之意,他读的书也应该比我多。可加的哥哥前后一共参加了四次高考,一次又一次地顽强复课,终于在去年夏天考上了南方的一所师范专科学校。可加说他哥哥根本就不爱读书,是生给父亲逼的。自从四年前女儿争气地考入蓝大外语系以后,这个老工人出身的父亲立志要让两个孩子都读上大学,给祖宗增光。因为可加那个当渔民的爷爷临终前有话:砸锅卖铁也要供孩子念书。他们艾家确有一股子万分重视知识的劲头儿,那股百折不挠的劲头儿,从你一迈进他们家的门槛,就混合着那股浓烈的烟油味道,扑鼻而来。可加有一次跟我讲笑话,说他们小时候,她爸对她和她哥读书的事看得非常紧,在大街上见到他们玩耍就踢他们屁股,赶他们回家好好学习。这时他总要恶狠狠地说:“回家写字儿!”在他那里,“写字儿”就代表读书和学习的意思。
至今,艾家还收藏着可加读中小学时获得的那些奖状和奖章之类的东西,我住在她家那天晚上,可加父亲都从箱子里找出来,一一摆在床上向我展示,包括她在文艺宣传队里演出时拍的那些浓妆艳抹的照片。面对这个以自己为主题的小型展览会,可加站在一边,脸上现出一点点嘲笑的意味,却并没加以任何意义上的阻止。仔细想想,在那个读书无用论的年月里,一个造船厂的工人老大哥能如此重视知识,我不禁对他在惧怕之上,又多了几分敬仰。但他所传达给我感情主要还是惧怕,不是敬仰,正如走近他身边主要还是闻到烟油味儿,而不是书卷气。
那天晚上,她家里包了饺子,炒了几个菜。可加的父母都非常热情,不停地给我夹菜吃,本来我是有点饿了,可是看到自己面前小碟里的菜,已经堆成了一个小山的样子了,我就吃不下去了。但他们仍然不停地给我夹菜,劝我吃吃吃。北方人的热情和善良有时让你受不了,他不是用那种感情拥抱你,而用那些家伙轰炸你。那是我第一次跟可加父亲一起喝酒,他喝了八两多白酒,脸不红不白,仍然很黑。我却喝成了一个大红脸。因为要做出全神贯注听她父亲说话的样子,我没吃多少东西。他话渐渐多起来,很有点谈笑风生的意思。可加父亲话里话外都有供养两个大学生的坚忍和自豪。同时他还给我讲了不少有关造船厂的事情,像说到艾家的亲戚一样谈论《三国》里的所有人物以及故事,而且反复吁叹着使用一句半生不熟的成语:“唉,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啊。”每说两句话,就一定要加上这句感叹,像用逗号一样频。到最后我都不明白这句话的本意究竟是什么了。
晚饭后,大家又谈了一会儿,我就起身到可加房间里。我心怀叵测地问可加:“今晚咱们一起住吗?”谁想可加立刻就变了脸色,像盯着一条毒蛇般地看着我。
“你说什么!?”
我心里很尴尬,很不是滋味儿,才认识到自己刚才是误解了他父母说“今晚住下别走了”的意思。细想是我自己笨,在她父亲眼皮底下怎么可能呢?我们毕竟还没结婚。只是可加像给蛇咬了一口的样子让我心寒。我再次发现自己不太了解北方的道德意识。即便我说的话有多么过头,在我的理解里,她也不应该是那种表现。我们毕竟已经谈婚论嫁很久了嘛。她干吗不开个玩笑,推挡过去呢?我白在北方生活了那么久。
等我的尴尬消散得差不多了,我指着写字台玻璃板下面的一张纸条问她:“这里干吗写着我家里的地址呢?”
“我爸妈怕你哪天把我拐跑,拐到南方找不着我。”她认真地说。
这时她妈妈抱着一床被褥走进来,给女儿使了个颜色。可加冲我说:“你去吧,跟我爸一个房睡。”
到这时,我才真正开始后悔在她家里留宿。那天夜里,我睡在可加父母那张大床上(占了她妈妈通常的位置),听她爸打了一夜呼噜,鼾声如雷。他每翻一次身都仿佛一次强烈地震。我神经衰弱,失眠了。
半夜的时候,我感觉自己饿了,肚子咕咕直叫。我爬起身来,轻轻下床,去了厨房。为了不惊醒房里睡觉的人,我没开灯,摸黑找到放冰箱的地方。打开冰箱的拉门,果然见到里面放着当晚吃剩下的饺子。我抓了几个出来,也顾不得多冰多凉,狼吞虎咽起来。就在这时,我听见身后有脚步声,还不等我将嘴里的食物完全吞咽下去,回头看见可加瞪大双眼站在我身后,一只手捂着张大的嘴巴。我知道,如果不是那只手的帮助,她会发出怎样一声石破天惊的叫喊。
这件事使可加甚觉丢脸,被她及其家人定性为“偷饺子事件”。我不明白,在未来岳丈家里肚子饿了,半夜起来吃几个饺子能算偷吗?北方人怎么这规矩?
可加说:“这证明你这人不诚实,我妈还反复跟你说,可得吃饱啊吃饱啊,结果你自己半夜起来偷饺子吃。”
后来,我自己也接受了这是一个重要“事件”的说法。甚至直到今天,当我想起这个“事件”,仍然感觉有些伤自尊。这也就是为什么,直到后来成为艾家的正式女婿,也仍然跟她家里人亲近不起来的主要原因,我甚至同意海明威在《流动的圣节》里的说法:“回忆爱情,是饥饿的感觉。”
那天夜里吃完了几个饺子,我重新回到床上躺下。直到天快亮的时候,我才算迷迷瞪瞪睡着了,睡眠里布满了恶梦,天上电闪雷鸣,我拉着可加四处奔跑,躲避一场暴风骤雨。最后我们委身在一截儿残垣断壁旁边,还不等站稳脚跟,就听嘣的一声,墙塌了,我给压在墙根底下,喊不出声儿,透不过气儿。满头大汗醒来以后,发现是可加父亲那铜墙铁壁般的后背正死死地顶靠着我。

2

接着,便又发生了另外一起事件,我们和可加后来都叫它“招待所事件”。是紧接着“偷饺子事件”之后没几天发生的。
那天白天,我就事先约好了可加晚上见面。然后我去港湾桥附近的一家小旅馆订了一间房。这家旅馆给我印象不错,又便宜又干净,两年前我父亲从南方来蓝城看我,就住在那里。实际上那是一家招待所。两年前一间房只要十四元钱,现在已经涨到三十二元了。
我去蓝城报社大楼,等可加下了班,天已经落黑了。我先跟她一起找了一家小饭店吃了饭,然后就乘电车去了那家小旅馆。没用我多解释,可加就基本明白我的用意。开始她看上去还算配合,只是看不出乐意不乐意。我是下定决心要这么干了,也不想管她乐意不乐意。进房间的时候她有点犹豫,我就跟她说,我先上楼,十分钟以后她再跟进去。她点点头同意了。我又跟她说了一遍房间号,三楼的307,生怕她记错了,走差房间。
三楼服务台前服务员的目光让我感觉有些鬼祟,也许是因为我自己心里有鬼。是我心里的鬼跑出来,附在服务员脸上。自己落在走廊里的脚步仿佛踩在自己心上,咯噔咯噔响得厉害。我目不斜视地找到靠近洗漱间的307房,临进门前回了下头,见那个服务员的目光竟一直尾随着我。
我在房间里等了将近半个小时,可加才战战兢兢地上来。我见门的上方竟然有块透明的玻璃,路过走廊里的人只要稍稍跷足向里张望,就什么都看得一清二楚。我后悔白天没注意到这个,现在天黑了,走廊里的灯亮了,这个问题才反映出来。我急忙找来一张废报纸,把那块玻璃挡死了。当然,这些工作是在等可加上来之前完成的。后来我仔细回忆,感觉事情的发生大概正跟这张倒霉的报纸有关,是我自己弄巧成拙,把事情搞糟了。此前,我还尽量想在房间里做些小的布置,使它看上去起码有点新房的味道。可是我除了把窗前那条廉价的暗花窗帘来来回回拉死又拉开以外,什么也做不了。那张写字台的两只抽屉都给我翻遍了,除了一只看不出颜色的鞋垫以外,还有一个用空了的化妆品盒。房间里有股难闻的潮湿气味,像经年不见阳光的储藏室。写字台上摆着一台“飞跃牌”电视机,负责调台的那个转扭不知掉到哪里去了,只露着里面的转芯儿,像一只给人戳瞎的眼睛。
走进房间以后,可加东瞧西看,一惊一乍的样子,像只贸然闯进猫的住所来偷粮食的耗子。
“你干吗不开灯?”她脸很黑,可是眼睛放光。
“没必要开灯吧?”我在黑暗中紧紧地抱住了他,悄悄地说话,像守在猫的房间同她里应外合的另外一只耗子。
“打开打开,”她不耐烦地推开了我,好像突然发现抱住她的并不是同类,而是陌生的猫。我沮丧地走到门边,把灯打开。有了光明,可加似乎自在多了。我好脾气地陪她聊天,甚至有点卑躬屈膝的。谁让自己有所图谋呢。那年头,因为自己年轻,不懂得男女之事,以为只有男人一方快活,女人完全是被动地陪练。所以对女友别别扭扭的情态,一般都视为正常。后来才知道其实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整个晚上艾可加都无法将自己放松下来。而我的故作轻松更是把自己累得够戗。好不容易又捱过了一两个小时,我对她说:“咱们该熄灯休息了。”这回她没再提反对意见。她坚持让我去洗漱间打水回来,我都一一照办。临了,她还仔细检查了一遍床上的床单。从她脸上我看不出满意还是不满意。事实上我是不知道她的标准,因为我们都没有住招待所的经验。因此,只要她没在床单上看见鼠屎之类太明显的脏物,我想她就不会太挑剔。
熄灯上床,她仍然坚持穿着内衣。最后我只好动手扒。她任我扒,身体僵硬得像块木板。等一切都就绪了,她又让我起来,把衣物摆放整齐。我纳闷,一个工人家庭出身的女孩怎么会有这么良好的就寝习惯?反过来一想,也许就因为是工人阶级出身,才会有这些良好习惯,包括对操守问题的固执。可我后来发现,她们一旦开了闸,一般都很疯。问题就是要开闸。任何事情开闸都很重要。
可加直挺挺地躺在我怀里,浑身冰凉,呼吸十分不均匀。两眼直勾勾地向上方望着。我顺着她的视线,发现让她放心不下的竟是那块蒙着报纸,但却透着走廊里昏暗灯光的门玻璃。确切地说是走廊里的响动。因为我们这间房靠近洗漱间,那里不断地传来水龙头呲呲的放水声,还有牙刷搅动牙缸的咯棱咯棱声,脸盆磕在水泥地上的声音,咕噜咕噜漱喉咙的声音。还不算穿拖鞋嗒啦嗒啦横贯走廊的脚步声,附近各个房间里传出来的电视杂音。我们房间这台电视机算是白搁了。它至少要占去三分之一房费。
等到走廊里所有的声音都渐渐沉寂下去,时间已近半夜。
可加这才有了些许配合的意思。所谓配合,也含有对我今晚挖空心思筹办这次活动的谅解和嘲讽意味。透过被门上的旧报纸过滤之后的微弱灯光,我隐约看见艾可加脸上有昙花一现的笑意。
就在我苦尽甜来地准备尽情享用这不易的夜晚所赏赐给我的美好时刻时,突然传来敲门声。先是“砰砰”两下,用手拍门。接着就是“哐哐”地用手擂门了。
“谁?!”我喊了一声,听见自己的声音在昏暗的房间里颤抖,像受惊的耗子撞在墙上发出的怪音。
“派出所查房,开门!”
真正是晴天霹雳啊。我和可加几乎就要瘫在床上了。我感觉胸前一阵剧烈疼痛,是可加伸手掐了我一下。掐得太狠,后来发现胸前留下一块紫红的疙瘩。
我们急三赶四穿戴完毕以后(情急之中难免张冠李戴,最明显的错误是彼此穿错了一只袜子),打开了房门。见门口站了好多人,有旅馆服务员,也有其他房间住宿的客人,这会儿穿着衬衣和拖鞋出来看热闹。在他们前面站着一高一矮两个戴大盖帽的警察,高的是个瘦子,脸上有些坑坑洼洼的感觉,一看就是年轻的时候粉刺长得太多,挤狠了。矮的显胖,脸上油光光的。他们神情都十分严肃,像抓到重大案犯一般。
“你们都房间去,快回去吧。”那个高个警察回身对外面围观的人群喊了一声,随手把房门关上了。我对他这个举动心存感激。
在接下来的审讯当中,我没做任何狡辩,乖乖承认了我们未婚同居罪。他们跟我们要身份证看,看得很仔细,这期间可加一直在旁边哭泣,我怎么劝也没用。最后那个警察也劝她。“别哭了别哭了,没那么严重,大不了通知你们学校。”
这时我才明白,他一定是把我们当成学生了。
“你们是哪个学校的?”
我战战兢兢顺杆儿爬上来。“蓝大的。”
“你好像是南方人。”
“是,南方人。”
“啊,我弟弟在南方读书。”
从这句话里我听出一些温情的暗示。我决定装学生装到底。连忙问他弟弟在哪座城市哪所学校里读书,他一一回答了,进而我又问他读什么专业,对那边适应不?慢慢地,我感觉正一点点跟他靠近,像耗子跟猫找到了一条亲属关系的线索。之后,高个警察回过头去,跟那个胖子嘟囔了几句什么。胖子一直拿眼睛看着哭泣的可加,不知是对她同情,还是怀有别的企图。随后胖子将手里的身份证又分别给了我们。
“算了,念你们是初犯,又正在读书,让学校知道了怕对你们影响不好。”高个笑着对我们说,那笑容在我看来要多亲切有多亲切,“我理解你们,我弟弟在南方也谈了个女朋友,长得还挺漂亮。这年头做学生不容易。不过,这里你们不能住了,赶快离开吧。”
我们万万想不到事情会如此简单。我在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时,发现自己这方面的词汇十分有限,而且用得也磕磕绊绊,我只会一个劲儿地说“谢谢了谢谢了”。我不明白,是什么使这个高个警察对我们俩如此开恩,难道仅仅是因为他也有个在远方读书的弟弟吗?我心里禁不住对他在南方读书的弟弟遥寄我的祝福,祝他爱情美满,不出差错。这时可加也不哭了,但她并不擦拭脸颊上顺流而下的泪水。
当两个警察押着我们你走出那家招待所307房,穿过走廊下楼的时候,走廊尽头占了不少穿天蓝色制服的服务员,对我们行注目礼。我扫了她们一眼,想看出是她们当中的哪一个告的密。其实知道又怎么样呢?我怎么也不会怎么样。我会记住这家招待所和这间307房,可是我记不住她们的脸。我不知道她们为什么要这么做,我这个戴眼镜的什么地方得罪她们啦?我们快要走到楼口准备下楼的时候,我见她们当中有人走到那间房门口,抬手撕下了用来挡门玻璃的那张旧报纸。告密的应该是是这个撕报纸的服务员。
两个警察把我们送到招待所门前,那个高个儿还跟我握了握手,说有事可以找他。他将派出所的路线指给我看,并把电话号码告诉我。我耐心地听完,转身跟可加遁入深夜的大街,恰似两只从猫屋里逃窜出来的耗子。冬夜的大街灯火迷离,港湾桥一带有股难闻的腥涩气息。
这件事虽然有惊无险,但却是我和可加爱情生涯里最不可磨灭的一幕。说它不可磨灭,就是因为我们两个从来从不曾提起这件事。甚至结婚以后也都不曾再提起过。但我们心里知道,我们俩这辈子谁也不可能忘记这一幕。我尤其忘不了那夜可加卧在床上惊恐万状的脸,多少年过去,那张脸仍然挥之不去。想到那张脸,也成为多少次决定要同她分手时的一个不舍的痛处。

3

那时,乔其已经升入大三。乔老师明显衰老了,额头和手背生了不少褐斑。他仍旧担任《词语》杂志的主编,但已经停止在系里讲课。业余时间他负责校外函授,学校上下都在传说他创收的事,说他赚了不少钱。事实上,自从毕业后,我也很少去老师家里,周末的聚会已经取消了。春节的时候,我和可加一起去给他拜年,见家里果然添置了新电视和新沙发,电视是十七吋彩色的,沙发是皮制的。不知为什么,这些新东西使他的家比印象中显得逼仄了。从红四楼下面经过,也很少听见老师弹琴的声音了。
深秋的一天,我收到一封信。上面只有一句:

烘烤着的鱼梦见海。

我拿信的那只手抖起来。乔其还在上课,我去中文系大楼里把她找出来,在走廊里让她看信。她只扫了一眼,泪水就盈眶了。她转身跑下楼,穿过操场,奔南山去了。我透过走廊的窗子,望着她娇小的背影渐渐消失在枫叶初红的山林里。
这两年,乔其瘦了些,也不像过去那么喜欢笑了。
第二天早晨我有课。我端着教案从教研室里出来,抬头见乔老师站在我任课那间教室的门前,神情肃然。
“韩若东最近有消息吗?”他劈头问我。
我支吾了一下,说有。但不解其意。
“他在哪里?”
“好像在南方,”
“南方什么地方?有确切地址吗?”他逼问道。
我说了昨天那封信,但因为给乔其拿去了,我有点记不清楚上面的地址。信是从云南昆明附近的一个少数民族村寨发出的。
“信呢?”
“给了乔其。”
老师恍然瞪着大眼,又收了目光,
“发生了什么,老师?”
“昨天晚上她回了趟家,平时不到周六她是不回去的,虽然离家这么近。”老师深吸一口气,然后缓缓吐出来。“这两年,自从韩若东失踪,她一直在怪我,跟她妈妈也不亲近。昨晚离开的时候她带走了一只旅行袋,问她干吗又不说。我和她妈妈都觉得奇怪,早上去她宿舍一问,知道她一夜未归。”
“你是说,她去找韩若东啦?”我抱紧教案,说。
“十有八九。”
上课铃又响了一遍。
“你快进去吧,我再找找。”
老师说完转身下楼了。这节课我讲得非常不好,语无伦次,不知所云。
班里有个叫张民的男生总让我联想到韩若东那张脸,同样瘦削而忧郁,留着长发,眼睛周围动不动就升起醉酒般的红晕。

4

老师很快就启程,去了一趟南方。十天之后一无所获地回来。我和可加去红四楼探听消息,发现老师情绪非常恶劣,眉毛竖起来,坐在椅子上,半天不说话。
至此,乔其是真的伤了他父亲的心。他说的每个字里都含着悲哀,他觉得女儿太决绝,为了爱情可以如此伤害亲人。
事实上,老师才走几天,这边就收到乔其写给父母的一封信。信上说:

爸爸妈妈不要担心我们,也不要寻找我们,因为我们居无定所。
不要恨他,因为他是流浪的诗人。

我感觉,就是在这年秋天寒意渐浓的时候,乔万里老师彻底垮掉了。不仅仅因为失踪的女儿,还因为他的儿子乔南。
我们还在学校读书的时候,乔南在我们眼里就是一个孩子。印象中他读书一直很好,成绩并不次于乔其,高一的时候还参加过全国数学竞赛,拿过奖。我毕业留校之后,每见他一次都感觉他长高一分,与人打招呼时脸上的稚气已经不多了,换上了几分漠然和玩世的态度。乔其离家出走这年,他正读高三,来年就要参加高考了。谁想就在这个时候,乔南出了问题。
大年初三那天,我和可加去老师家里拜年。上了红四楼,正准备敲门,听见里面传出叫骂和厮打的声音,继而又传出女人的哭泣,我们分辨出那是师母的声音。我和可加正打算转身离开,门突然被冲开了,乔南从里面奔出来。他捂着一只铁青的眼睛,看都没看我们就跑下楼去了。门开着,门里站着乔老师,看脸色知道,刚才的叫骂声应该是发自于他,只是声音变了调子,不像了。
我们只好进去,问发生了什么?老师喘了半天,才痛苦地说明了一切。
“乔南到游戏厅拍扑克机,输了三万多块钱。”老师擎着自己的右手,那只手好像受伤了。“人家大年初一找上门来,逼着还债。”
听了那数字,吓我们一跳。那时候的三万对我们来说还是天文数字。
师母已经不哭了,出来看老师那只手。那只手很快就肿起来了,最后竟像一只发面馒头。师母用酒精帮他揉了半天。我们估计那是打乔南时,他躲闪,触墙上了。
我们离开之前,蒋运满来了,手里拿着一个很厚的牛皮纸信封。大概是替老师家里还钱来了。老师和师母千恩万谢的。听说蒋运满自己开了家公司,成了蓝城赫赫有名的大款。
寒假之后,乔老师就没再上班,他病了,发起高烧,而且持续不退。那段日子,老师家里仿佛遭了大难一般,昏天暗地。女儿乔其没有消息,儿子乔南又闹出这么大一件事,老师迅速衰老了。那个乔南,我们也跟着恨起来,他看上去并没有太明显忏悔的意思。就是人更高更瘦了,像个年纪不大的魔鬼。我们在场可以发现,老师的眼睛只要一扫到儿子,立刻就浑身颤抖起来。师母周元朗眼睛总是湿的,她反复跟我们说:“我真是不明白,这孩子小时候要多听话有多听话,像小猫一样温顺,依人。这突然是怎么了,简直都不是那孩子了。”
春天的时候,乔南被送出国了。办得很快,谁都没想到。他去了加拿大。据说,这也是蒋运满帮的忙。家里只剩下老师和师母,日子必然孤寂。

5

毕业后,我感觉时光似乎突然有了加速度,几年不过就像几个月,一忽悠就逝去了。想每一年的事件,只能想起都做了什么,却无论如何想不起来都是怎么做的。生活没有了细节,只剩下框架和基本走向。
1989年2月3日下午四时,妻子可加为我生下了一个七斤八两的女儿。没出世之前,女儿就早已有了她的名字:沙浣。沙浣的到来,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无穷的乐趣。生活开始变得有滋有味儿,同时也开始有更大的压力。学校许诺给我们的房子始终没有分下来。我一家三口只好挤在单身宿舍,好在另外几个同住的人都到别处寻宿了。偶尔可加也抱上孩子回娘家,越到后来次数越多。
韩若东和乔其打深圳发来贺电,直接发给女儿沙浣的:

沙浣小姐,欢迎你来到人的世界。
祝你一生平安,幸福!

在此之前,我们已经收到过几封他们的来信。从信上看,他们两人在南方的生活很令人愉快。韩若东的第一封来信是这样写的:

我们在度有始无终的蜜月。正如屠格涅夫所说,时间有时像飞鸟掠过,有时又像笨蛆般爬行。真正幸福的人,就是那些忘记时间快慢的人。想想吧老沙岗,我现在就成了这种人。这一年多时间,可以说是一辈子,也可以说是短短的一瞬。

随信寄来他们俩的照片,南方的天空比我记忆中还要清澈、美丽。两个人相拥相爱的样子也十分甜蜜和感人。有一张是乔其在任教的校园门口拍的,韩若东骑着一辆自行车,乔其站在他身边微笑,显然是韩若东骑车去学校接乔其时拍的。从照片上看,韩若东的分头理得更短了,有变成平头的趋势。乔其跟学校时的样子没有太大分别,仍然像个学生。
女儿的出世,改变了我一生的态度。我感觉,我比过去更快乐,同时也更悲观了。我每时每刻都意识到那种快乐,但也时刻感到悲哀。那悲哀就是:无论如何我是不能同女儿一起活到最后了。因为女儿的出世,我开始贪生怕死了。那是一种无望的快乐。这世界,当初并没因为有了她而发生任何改变,同样,将来也不会因为她失去父亲而有任何改变。晚上,她在我和可加中间睡,我们三个人常常睡成“工”字形。她那双溜光水滑的小脚一般总是抵在我的腰上,那双小脚丫儿总是令人发笑,后来“百日”那天我们将它们印在一块带油泥的木板上了。当她坐在我怀里,那么陌生地看着我,要看很久,那陌生的目光让我受不了,因为她不知道我就是她最亲近的人。随便听她出一点点声响,我的心都会动。我感觉像在呼唤我。她脖子还有点挺不直呢,审视人的时候要仰起小脸,微微眯上眼睛,看你好一会儿才看见你,才对你笑。看得你心直发慌,生怕她认不出。她随便得个东西就专心致志地玩起来,特别是她自己的红尿布,有时也撕纸和我的书。我想,事实上人真应该像她,天天有所得,天天有进步。长牙,说话,然后渐渐发现每一个奇怪的事物,而不是一天到晚围着麻将桌,天天穷胡。
天暖了,我抱着女儿出去晒太阳。她在我怀里就像一只小鸟一样,又轻又软。我真喜欢闻她的乳香味儿。
韩若东和乔其来信说,一定要给他们寄两张沙浣的照片。我们寄了。此后就再也没有他们的音讯。给他们写信过去,信很快退回来,说“查无此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1989年夏初,我们收到一封韩若东发自四川成都的信。那封信一打开,就吓我们一跳,因为里面信的内容过于肃穆,猛地一看,以为是治丧的信函。其实也是报告死人的消息,我感到异常震惊:

老沙岗啊:
海子死啦!
还记得海子吗?就是北京写“幸福”写得最好的那个人。
他在3月份就死了,在山海关卧轨自杀,可是我们到今天才知道。

这封信的后面附了海子那首《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他给这首诗加了黑框。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
喂马,劈柴,周游世界
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
我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
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通信
告诉他们我的幸福
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
我将告诉每一个人

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
陌生人,我也为你祝福
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
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
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
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海子的死,给我冲击也是巨大的,甚至直到今天,我也仍然不能从他这一死亡的巨大阴影里面行走出来。他为后来的“诗人之死现象”展开了一个令人痛心的序曲。
一连几天,我都湿漉漉地浸泡在海子的诗歌里面,无以自拔。“泉水白白流淌/花朵为谁开放/是这美丽负伤的麦子/吐着芳香/站在山岗上……”“麦地/别人看见你/觉得你温暖,美丽/我则站在你痛苦质问的中心被你灼伤/我站在太阳,痛苦的芒上……”“生存无须洞察/大地自己呈现/用幸福也用痛苦……”
上课的时候,我无法正常讲课,只是一遍又一遍地将这些诗读给学生们听。系主任只好找我谈话了。
回到家里,可加一边做饭,一边也用一种目光看我,说:“孩子哭了,你就不能哄哄吗?”
可是把沙浣哄好了,我自己的眼泪却再也止不住了。

接着,就发生了张民事件。这个事件也成为我一生中的一个重要转折。
张民是我教的那个班上个性最强,最富有才气,也是家境最贫寒的一个学生。他来自广西壮族自治区一个叫玉林的贫困山区,据他本人说那里离风景名城桂林很近,而且风景也比桂林更加出神入化,只是太偏僻,没有人往那里去。张民说,山区百姓的生活已经贫困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他爷爷已经三十多年没有下山了,他那些叔公平时喝酒没有菜,就用盐水炒山上的石子儿,喝口酒,含一块石子儿。可以想见张民最初入学时的艰难,他是那一带学校里的小状元。
张民在班上一直享受一等助学金,每月二十四元。过去在我们刚入学的时候,这些钱如果省吃俭用,还是勉强可以对付过去的。可是这几年,物价突然就升了起来,张民的求学生涯便显得日益艰难了。我和可加在宿舍开伙那段时间,经常让张明到家里来吃饭,他也不太推辞。
张民在很多方面都很像刚入学时的韩若东,他们的黑瘦和孤僻,固执和诗意,都如出一辙。张民也写诗,据他自己说,就因为崇拜和向往韩若东,他才报考蓝大的。但他想不到还不等自己入学,韩若东就离开了。我手里没有韩若东单独的照片,只有班上的合影。张民也要了一张去,仔细端详韩若东隐蔽在群像中那张脸。“这张脸,即使在阳光下也还是阴的。”张民说。他说的有理。
张民写的诗歌比当年的韩若东更富于现代气息。他弹得一手好吉他,自己还能作词谱曲,常常在学校班里大小晚会上自弹自唱。大二下半学期,他自己作词作曲并且演唱的那首《周末去了女生宿舍》,在校园民谣最兴盛那会儿,曾在省内外许多大专院校当中传唱,张民也因此有了大大小小的名气。

有一天,系主任突然找到我,说:
“你们班张民在外面卖唱的事情你知道吧?”
“我知道一些,也是听说。”
“系里研究了,觉得影响不好。他毕竟是在校学生,所以系里请你做张民同学的工作,让他不要再唱了。”
我认为这件事没系主任说的那么难听。
“那怎么能叫‘卖唱’呢?”
“不叫‘卖唱’叫什么?他在青泥洼桥的地下室里唱歌,还向过路人收钱。”
我还真想不出那应该叫什么。总之“卖唱”的叫法让人听了不舒服。
那天下午没课,我去了中山路的地下通道,据说张民每天下午就在那个地方演唱。刚从通道的楼梯走下来,我就听见空旷的地下室里传来悦耳而凄凉的歌声:

……
无论你怎样恐惧怎样慌张
你仍要一步一个脚印走完你这生的沧桑
无论你身价怎么渺小通货怎么膨胀
你仍要东瞧西看生怕脱离了轨道迷失了方向
……

不用走过去,我就知道那是张民的声音。老实说,他真找了个好地方。这地下通道里因为拢音,实在是最好的演唱场所,现在我明白为什么国外那些流浪艺人都愿意选地铁站做舞台。因为入秋了,冷风从通道的北口吹过来,使那歌声增加了迷人的凄怆感觉。
通道里有不少摆小摊儿的,卖什么的都有。那时候中山路还没修过街天桥,过街的人都必须经过地下通道。我看见在通道的中间地带,围着一群人,里面站着令我陌生的正在俯首眯眼演唱的张民。我承认,我当时感觉自己的心骤然便蜷缩了,紧紧地缩成一团儿,一个小硬疙瘩。我说他陌生,是因为他与我平时见到的张民完全不一样,与那个坐在课堂讲台下面听讲,或者跟我在宿舍里聊天,或者腰挎吉他上台演唱时的张民都不一样。那不一样主要来自周围那些观众的目光,那些满含审视和猜想,并略带怜惜和嘲弄的目光。审视者在想:这个学生一定穷得付不起学费了。怜惜者说:唱得不错,可唱得不是地方。我没太走近,可是更让我感到凄切的是,透过人围的空隙,我见张民竟将自己武装得比较职业化:他身上穿着一件很短的绛红色夹克,颈上搭着一条黑色的针织围巾,下面是条深蓝色的牛仔裤。略微有些发黄但很长的头发覆盖下来,遮住了他的眉眼和瘦削的脸。实际上在他演唱的时候,他露不露出眼睛已经没有多大意义了,因为他谁也不看,只是闭着眼睛唱歌。他闭着眼睛唱歌这件事让我过后想起来,也是颇感酸楚的。我再向他脚边看,见下面放着一副打开的琴盒,琴盒的底部已经散放了些零钱,有硬币,也有纸币。过路的人中,十个有八个是要伫步向里面看上一眼的,但十个最多有一个会从身上摸出零钱,挤进去,扔在琴盒里。奇怪的是,往往扔钱的人就不再观看他的演出,而站在那里不走一直看下去的人,都是不掏钱的人。那些给钱的,大都是上了点年纪的妇女,她们脸上现出怜惜之情。我想,她们家里应该有如张民一样大小的男孩吧,或许也在外地读书,张民的样子大概让她们想念远方的儿子或者弟弟。
张民一支歌唱完,睁开了眼睛,可是并不向任何人看。本来我正准备走开,见没有被他发现的危险,就留下来了,想接着再看他几眼。我不知道为什么,从在这地下通道里见他第一眼开始,我就想逃开,而现在既然留下来了,我又想一直陪他唱到最后,唱完所有他预备演唱的歌曲为止。可是我终于没能继续看下去,那是因为我见他拿出了一个新的演唱工具–口琴。演奏口琴也是张民的拿手好戏,大二的时候他曾在市里面得过奖章。眼下,他取出了一个用铁丝做成的颈架,套在脖子上,将口琴置扣在上面,正好到达嘴的位置,他微微俯下头去,背有点驼,开始吹奏起来,与此同时他挎在腰部的吉他也弹奏起来,响起了两件乐器优美的合声。正是这优美的合声,以及张民的嘴脸为了迎合颈前的口琴向前一下一下伸动的样子,使我再也看不下去了。直到我走出地下通道,来到秋天的大街上,张民吹奏口琴的时那狗啃骨头般的形象仍然在我脑际里萦回不去。
一路往回走,我决定不去过问这件事。除非张民本人跟我谈起它。想到张民眯着眼睛演唱时的样子,以及他脚边琴盒里的零钱,我认为他是不会希望我跟他谈及此事的。如果谈,一定会造成某种伤害。
事情就这样过了几天,却又发生了新的事端。系主任又找到我。
“听说张民现在跟一个校外的有夫之妇勾勾搭搭,有这事儿吗?”
我吃了一惊:
“怎么会?!这事可不应该乱说,张民不是那种学生。”
“小沙啊,现在的学生跟你们那时候可大不一样了。虽然才只有几年,差别大着呢。”
有一天,我正在给他们上课,一抬头,猛地见门上的玻璃里镶了一个陌生而粗裸的头脸,他正在左左右右地向里面张望,主要是打量讲台下面的学生。我放下手里的教案,走过去,开了门。“你有事吗?”
“找个人。”他头很大,理着方头,黑脸上横着丝肉,十分野性。
“找谁?”可是不等回答我,他已经自己走进来了。“哎?你怎么回事儿?我们正在上课。”我想阻止他,可是已经来不及了,只见他像只黑豹一般向前扑过去,一把抓起第三排座上的张民,像只老鹰捉小鸡似地提起来就走,还不等走到教室的门口,一顿拳打脚踢就开始了。教室里立刻就乱了套,大家都叫喊起来,给这突如其来的景象震惊了,特别女生们,见鬼般地呼喊起来。及至我和几个男生在走廊里止住了那只疯了一般的黑豹,萎弃在墙角的张民已经闭上眼睛不动,鼻子和嘴角汩汩地向外流着鲜血。
“臭小子,敢勾引我老婆?你也不打听打听我是谁,草呢码的!”
他吐了一口唾沫,拍了拍手,然后向走廊尽头走去。整个走廊里这时已经站满了正在上课的学生和部分老师,他们眼看着那个凶手大步流星扬长而去。这是一个耻辱,一个巨大的耻辱,一个让我今天想起来仍然感到无力和气愤的屈辱。最屈辱的是被伤害者张民,其次就是我这个目睹者,张民的老师,一个年轻的老师,虽然不算力壮,但我是眼看着他痛打了我的学生,不能加以有力的制止。虽然过后我的胸口很疼,是给那只豹打了一拳的结果。但后来想起来胸口仍然会疼,因为直到今天我也不能宽恕自己。
这件事后来在全校师生中传开来,学生处也开始过问此事了。最后竟然做出一个无论如何令人难以置信的决定:

鉴于法语系张民同学近期内在校外有严重作风及违纪行为,对我校社会声誉造成极恶劣影响,兹决定开出该同学学籍,并勒令在近日内离校,返回原籍。
蓝城大学学生处宣告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十三日

我找到张民。
“张民,你老实告诉我,究竟有没有那回事?”
“哪回事?”
“跟那个臭男人老婆的事?”
“没有。”
“没有是什么意思?”
“她每次来我唱歌的地方,都要扔下一张一百元钱的票子。开始我并不知道,因为每次都是结束的时候才去数钱。后来我发现了,也认识了她。可是我们之间什么事都没有,她是个好女人,好大姐,她丈夫天天打她,还在外面乱搞。就这么回事。”
“那她给你那么多钱算怎么回事儿?”
“我没要,后来我还给她,她还生气了。”
为这件事,我找到系里,系里说这种情况必须处理,不然开了先例,以后学校的风气就没法治理了。坚持勒令张民退学。我联合了系里的五个年轻教师,联名给院领导写了一封公开信,公开信由我起草,措辞极尽激烈之能事,我将多年来自己从入学到留校任教的所有怨愤和感慨尽数散发出来。同时,我们决定以辞职行事对此事进行抗议。后来支持我们的老师又增加到十一位。可是过了不到一周时间,院长找我谈话了,说同意我辞职的要求,而且其他几位联名者已经放弃了抗议。
我就这么戏剧性地失去了工作,结束了为期仅仅四年半的人民教师生涯。从此我永远地离开了学校,离开了理想中的桃花源境界。这个时候,正是以理想主义为时代标志的八十年代走完它的最后一年。这年春天,诗人海子卧轨自杀了。生活变得昏暗了。我中魔般地翻来覆去地想:那个决定“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的人,怎么就会跳到铁轨里面去呢?
接着,中国开始度它本世纪最后一个十年。即以实用主义为标志的九十年代。

6

失去工作之后,我跟可加从学校宿舍搬出来,暂时住在岳父母家里。我们俩心情都变得恶劣起来。我们开始了争吵,大多的时候是为了买东西之类的事情,为了钱。开始我们谁都不提钱,可是到后来,张口闭口都是钱了。这真让人难过。
我清楚地记得,那是一个异常炎热的夏天。给我留下的突出印象是很多人不怕热,站在太阳底下卖各种各样的东西,叫卖声响成一片。走哪儿都能听见晒衣架的叫喊声,那年做房地产生意的好像都发了财,商品房销售进入高潮,买了新房的人都忙着装修,安装晒衣架和排油烟机。很多人开着小车到居民区来直销商品,卖什么的都有。卖东西的人手里都掐着一只大喇叭,冲着楼群从早到晚地呼唤:“大麻花儿——火柴——肥皂——洗衣粉——卫生纸——土豆云豆茄子啦……”安装晒衣架和洗排油烟机的人都是从门南方来的,骑着破自行车,走街串巷,东喝西喊,粘头汗肌地冲人笑,那笑容里不含自尊,看了令人怦然心动。这些南方人越来越多地拖家带口出来打工劳作,我常常看见楼前楼后有夫妻两个就趴在一边抓地上的泥土玩。我们学校下面原来那些日式建筑很多都拆掉了,盖起了新楼。中午或傍晚,我下楼去菜市场买菜,总能看见一些工地上的工人仨一群俩一伙地靠在墙根吃饭,一只手掐着一个馒头,另外一只手则持着一瓶啤酒,咬口馒头喝口啤酒。真令人难以置信那就是一餐饭。与此同时,我们还能听见那样的故事:新崛起的一代大亨款爷为了比阔,往西湖里扔大哥大,或者一杯接一杯地干茅台酒和人头马XO。
商业将女人的心态都搞得十分喧嚣,她们无法平静生活,她们比男人先躁动起来。可加就是比较突出的一个,但我不怪她。有些夜里在她睡着之后,我爱抚他。她不太喜欢我的爱抚了。女人都动起来了,更多的男人还没意识到这点,他们还呆在远处。像我们的体育一样,男人让人失望,出了不少女强人,女冠军,男人坐在看台上喊加油。这有些令人心酸,有时也显得很无所谓,中国男人会道家和儒家的自我安慰,常常可以静如处子。我知道自己不静也不行,我不大会动,动起来也不成功,甚至十分难看。
我企图找个新工作,当时找工作还不像现在这么宽泛,我去了几个地方,最后不是人家瞧不上我,就是我自己无法安心。我发现因为做教师,把自己做废了。去的地方越多,内心便越失落。
过去可加和父母看我都还顺眼,现在没工作了,成了游民和闲人,就横看竖瞧都不合尺寸了。他们的目光渐渐也感化了我和可加的心情,我们开始无休无止地争吵。最初是在夜里,在床上悄悄地吵。后来是早上,两人都毫无避讳地放大声音。再发展,就到了饭桌上,艾可加摔了筷子转身离开,我恨不得掀翻桌子走人。
白天,我以找工作为名,在蓝城四处游荡。有时到电影院看场电影,有时干脆在书店里泡上一天。但我不买书,一本都不买,书价越来越贵。晚上回岳父家里成了我的一个巨大的负担。于是我在外面喝酒,喝醉了回家感觉好些。但是可加的感觉却更糟了。仗着酒胆,我与她争吵的声音也越来越大,越来越肆无忌惮起来。

有段时间,艾可加也开始四处游荡,不着家,我到家了她还不回来。我感觉她是爱上别人了。休息日她也出去。有一个星期天上午,我早早离开家,躲在外面盯着楼口。我决定跟踪可加,看她究竟去哪里,见什么人。果然半个小时之后她从楼里出来,穿戴得很整齐,身上背着皮包,还化了妆。
我跟上去,眼看她上了有轨电车,我也跟着上了有轨电车。她从青泥洼桥车站下来。最后跟她来到了蓝城中心商业街,这里是商场林立的最繁华区域。艾可加从容不迫地走进其中一家刚开业不久的商场,我也跟了进去。那家商场我从没进去过,到了里面实在让人发傻,阔大明亮的卖场,商品货物琳琅满目,应有尽有。我跟着可加上了一架滚动电梯,她四下里张望,东瞧西看,却不曾回过一次头,因为她根本想不到会有人跟在她后面。我就这样跟着她从一楼上到四楼,再从四楼上到六楼。最后又一无所获地从商场里面出来。时而,可加在某个柜台前面耽搁一些时候,看柜台里面的商品时也显得专注,投入,但更多的时候她只是走马观花,心不在焉,我感觉她是来约会来了,只是还没找到人。
我就这样跟着可加转了三四个大商场,开始我还在怀疑,在购物和约会之间猜测。后来断定她根本没有购物的意思,她东瞧瞧西看看,不过是以此作为遮掩和引子,她一定另有它谋。
最后我跟着她来到了一家皮鞋专卖店。这回她没再东瞧西看,直接就奔向一个女鞋柜台,目标十分明确。我躲在一个很高的货架后面观看。那个柜台的服务员好像早就认识她,说:“又来了。”然后不用可加说什么,就将柜台里面的一双鞋子递给可加。可加在一旁的试鞋椅上坐下来,开始试那双鞋子。那是双黑鞋子。她穿在脚上,站起身,走到镜子前面走动起来,边走边目不转睛地向镜子里看自己的双脚,看完了左面看右面,看完了前边看后边。旁边的两个服务员都不住地夸那双鞋,“简直是为你订做的这双鞋,看你穿上多姿势!”可是不管她们怎么夸,我感觉可加都不动声色。最后还是把脚上的鞋脱下来,递给服务员,什么也不说就离开了鞋店。
“哪有这样的?”那个服务员一边将鞋子重新送回到柜台里面,摆好,一边跟另外一个说,“第几回啦都?她也不烦。”
“那就是五回。没见过这样的。”
“舍不得钱呗。”
我走过去,看了看那双鞋。那是双黑时装鞋,在柜台里面摆着确实很明快,设想穿在可加脚上应该是非常气派。可是我看价码的时候吓了一跳:1386元。
过了一天,我又跟踪了可加一次。这一次她没再转那些大商场,而是直接去了那家鞋店。她还不等走到柜台,柜台前的服务员就一脸笑容地迎上去,很快感地说:“那双鞋有人买了。”
“什么?你说什么?有人买啦?”我从侧面看她脸都白了。
“对。很可惜是把。”那个服务员仍然好脾好气地笑着望她。
“就那一双吗?”
“那个号码的就那一双,不是都跟你说过了嘛。”
可加转身离开鞋店时的悲戚神情,让我恨不得立刻追上她,用我全部力量安慰她。
这年的8月16日,正好是我们结婚五周年纪念日。那天,我将一个打了彩带的礼品盒送给她,说:“希望你喜欢,因为我很穷,并且很爱你。”
可加打开礼物一看,就哭了。

可是这件事,并没能让我们好多久。很快就又吵起来,而且越来越凶。我突然发现,吵架这种事原来也让人上瘾的。
一天,岳父母把我俩叫到他们房里,岳父抽着烟,让我坐下来,是准备长谈的架势。可加站着,低头抠手。但岳父终于只说了一句:
“你俩吵成这样,还是离了吧。”
我回头看可加,她不看我。我知道那应该也是她的意思,他们一定经过协商。女儿沙浣伏在可加怀里,睡着了。
就这样,1990年深秋的时候,我跟可加离婚了。这场没能举行婚礼的婚姻持续了整整五年,我一直在跟可加许诺说,等有了钱,咱们一定补办婚礼。可惜这一天是不会有了。
我决定回南方。离开蓝城之前,我去跟老师告别。万万想不到来开门的竟会是乔其。
“你怎么回来啦?”我非常吃惊,“哪一天?韩若东呢?”
乔其不说话,但她变化很大,已经没有了学生时的样子,披肩发改了短发。醒目的瘦削,还黑,眼角爬了皱纹。仿佛经历了一场浩劫。她跟韩若东究竟发生了什么?关于他们两人这三年的生活,乔其只是说:“我受不了,所以回来了。”此外无话。
“回来就好,”老师躺在床上,说这回发病是高兴的。
那天,我跟他们聊了一会儿,蒋运满也来了。他好像已经不认识我了。握着我的手想了半天,后来拍自己脑袋说想起来了。可是从他看我的目光里知道,他根本就想不起来我是谁。我坐了一会儿,就下楼走了。

离开蓝城那天,可加和张民都去车站送我。她没带女儿,因为我离开的时候女儿一直在哭,我就对她姥姥说,还是把她留在家里吧。她去了车站,我会受不了。
乔其没来,听说她已经跟蒋运满订婚了。
我并没特别吃惊,甚至觉得有些顺理成章。发生了这么多事,好像再没有什么事是不可能发生的了。
上车之前,可加让我不要恨她。
“我怎么可能恨你呢?说不定我还要回来娶你呢,等我回去赚了钱。一定要举行一场盛大的婚礼,到时候你就又是我的了。”
我跟他们摆手,说再见。其实我以为是不会再见了,跟谁都不可能了。
张民把事先写好的一张纸递给我。火车开动后,我展开来读了。那是韩若东的一首旧诗,名字叫《日子》:
我们都这样不舍地追着匆匆的日子
并没有发现各自都以惊人的速度衰老
恐惧中拒绝惆怅和悲切
静默里期待着春光自此温存地照耀
永恒的流逝中建不起复归的桥
过去的日子如街灯在远处招摇
怀念就像重建
分别的目光宛如月亮般姣好
时间笃诚得像山的信念
季节在风声里欢蹦乱跳
走好
走好

7

回到南方,我按临行前乔其给我的地址,找到了韩若东的住处。
七楼,敲门没有应答。轻轻一推,门竟然开了。走进去,大吃一惊。这里不像人住的地方,三十几平米,全都给书籍塞满了,沿墙根儿排了一地。屋角立着一张床,像条搁浅的船,是唯一可坐的地方。可是坐上了,吱吱嘎嘎响个不停,像随时随地准备划走。正是黄昏时分,室内潮湿而阴暗,墙上连字带画贴满了东西。找了半天也没寻着灯的开关。门后有个卫生间,许是堵了,一进门就嗅到极难闻的气息。
我蹲下去,费力抽出一本书,借着窗外的微光翻看。突然觉得有东西爬上我的脚背,惊跳起来,原来是只黑色的蟑螂,它惊慌失措地爬过一排书脊,找到另外一个缝隙,隐没不见了。我在室内又呆立了一会儿,确定它是韩若东的房子,地上那些书籍的风格便是明证。可他人呢?
我又下楼,转了几圈。这时天已经擦黑了。
有辆手推车过来,停在楼口前面,两个人往楼上搬东西。看过去是一男一女,男的不是韩若东,他个子应该没那么矮。但他们显然与韩若东住同一个楼道,我决定询问一下他的去向。走过去,发现车里还剩了些东西,凑近一看,还是书。拿起来一本准备翻看,那个男的从楼里出来,问我:
“你买书吗?”是当地的南方口音。
“怎么,这书原来是卖的吗?”我问。
“是呀是呀,刚收摊喽。”那人说着,回手一指,“不过书不是我的,问他买吧。”
楼道里就走出了另外那个人,到了跟前,才发现他并不是女的,只是头发很长,披到肩上。他对我身边的人说:“你回去吧,明天一起算车钱,你知道今天只卖了两本书。”
听了这声音,我腿都软了。
“好吧,那我走了。这人要买书。”
“韩若东!”我喊了一声,那声音不像是我的,抖得厉害。
他刚刚从车里捡了书,抱在怀里,听我一喊,抬起头,朝后甩了甩头发。跨前一步,看清我的脸,他手里的书就噼里啪啦落到地上去了。
“我操!”他说,很浓的东北口音。
重新回到七楼的房间,韩若东在门后摸索了半天,捅鼓亮了室内的日光灯。回身就坐在地当中的书上,仰着脸端详我。
“你是怎么找到这儿来的?”
虽然只有五年多的时间,他的变化却是惊人的。用北方的讲法,就是快瘦成相片了。所以刚才在楼下我会将他看作女人。长发的关系也很大。他在书上坐了一会儿,又跳起来,到我身边拍我一巴掌:“真想不到你能来,真想不到。”然后又坐回去,唉声叹气一番。
“你怎么过的呀?”我感慨万端地说。
他听岔了,开始给我讲他这些年来流浪并写诗的生活,跟乔其都去过哪些地方。
“不过,现在学校里可不像过去那么喜欢听诗歌朗诵会了,朗诵完也就给你鼓鼓掌,卖不掉几本诗集。”他神情黯淡地说。问到他跟乔其的生活,他有点语焉不详,或者说显得有些发懵。大概他们俩真的经历了一场恶梦,现在还没从那恶梦中走出来。
我指着他额上的一块新疤,问:
“后来又犯过吗,那病?”
“哦不,”他摸了摸额头,“这不是,不是犯病整的。”说着,眼睛突然放出光来,“你说怪不怪,自从出来这几年,一次也没犯过。好了似的。”可是立刻又暗淡下去,“乔其回去之后,我犯过一回,挺重,就在这楼上。差点交待了。”他低下头,私下里寻了寻,像要找东西。但终于还是什么也没找攥了攥拳头,抬头说,“走吧,去吃饭,肚子饿了。”
在楼下一个小餐馆吃过饭,喊老板结账,一共是二十七块钱。
“你带钱了吗?我这里只有十三块,还是刚才卖书得的。”他说。我们喝了两瓶啤酒,他脸喝得通红。我替他付完账,又要了两瓶啤酒。
“你们一直就这样?”我问。
“哪样?”
“过这种朝不保夕的生活?”
“现在好些了,因为可以卖书。过去只靠我的稿费。我很后悔,乔其在那时候,我没舍得卖。”他伸手摸摸自己的红脸,好像在看它烫不烫。然后他叹了口气,说,“没钱真不行啊,这世界,现在只认钱,钱是世界语,是消炎药,是子弹。我想起那个蒋运满说的话,钱是今天人们用以取代领袖的的东西。说得真他妈好啊,当时不觉得。”他笑了笑,笑得有点涩。于是端起酒杯又喝了一口。“给你说个故事。前不久,我给叫到海南岛,参加一个西南五省在那里举办的作家笔会。大家乘车去三亚的途中,车上有个女作家的BP机响了,她环顾了一下周围,说:‘谁有手机借我用一下?’她连着问了三声,可是没人应声。‘车上这么多男士,难道谁也没有手机吗?难道连一个带手机的也没有嘛?’她这样半开玩笑半含讥讽地说。我不知道当时车上其他那些男作家都什么心情,我受到了刺激。我根本没想到,一个手机,在女人眼里竟然是那么重要的东西。在她看来,男人没手机,好像比没长生殖器还丢人呢。没手机就跟太监差不多。”
这回他笑出了声儿。那笑声很久以后仍然在我脑子里回荡。
“这么半天就听你讲自己,你怎么不问我呀,问问别人?”我跟他又碰了一杯,说。
“对不起,对不起,”他连着说,“你还在学校教书吗?不对呀,现在不到放假时间哪。”
我跟他说了我的情况,说了离婚和离职。
“乔其为什么会离开你?”我突然问了这么一句。
“这不明摆着嘛。”他挥了挥手,然后又萎顿下去,“说到底,女人都是物质的。她们都想用非常的方法过正常的日子。就这么回事儿。”
“想知道乔其的最新消息吗?”我看着他,说。
“想,”他殷切地望着我,只有这会儿我才对他真正熟悉起来。
“昨天我收到可加的一封来信,说乔其跟蒋运满在下个月结婚。”
这显然对他是个霹雳,他张着嘴,半天没再合上。当晚,我俩都喝多了。回到七楼跟他挤在一起睡,忘记是几点钟了。早上我醒来,发现他人不见了。我针头旁边有张纸,上面写了几个字:

老沙,我回去。
等我有了消息,帮我把书寄回去。
若东

那张纸反过来,是一首诗。这就是后来很有名的那首《物质生活》,也是诗人韩若东诗歌生涯的最后一首诗。

什么时候才会融化?
让我像糖一样融化,
坍倒在你白玉的脚下?
什么时候才能打开?
让幸福像门一样打开,
所有喜悦的飞鸟不请自来?
啊,究竟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能将世上
所有你喜欢的东西都买回家?
什么时候能让你真的无所惧怕?
什么时候能天天看你微笑,
什么时候我也会泪如雨下

第三部

1

  跟韩若东这一别,竟就是十年。真正是始料不及。

1999年秋天再见他,那个行云流水的孤傲诗人韩若东彻底消失了,换成一个肥头胀脑的大款商人。我由衷地感慨:本世纪末的中国真真是个戏剧化的时代,到处上演大变活人的游戏。

这十年间韩若东如何起家,发迹,最后又如何演变,我是在发生了那幕悲剧之后才一点点听说。对媒体和那些道听途说的言传,我不知道究竟应该相信多少。多我来说,韩若东在本世纪内所经历的事情,有两处很大的空白时无法如实填补的。一是他与乔其在南方那几年的生活真相。二是他从商初期所经历的那些不为人知的磨难。而真正了解底细和全部真相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他的妻子乔其。

可是乔其已经死了。

十年前,韩若东昼夜兼程地回到北方之后,我一直等待他的消息。希望按他临别的嘱托,一有消息,就把那屋子书籍给他寄回去。可是他一走便音讯皆无。我等了一段时间,就回湖南老家了。后来收到张民的一封信,才知晓一些他的事迹。

张民在信中首先表达了他初见韩若东的兴奋心情,说虽然相见恨晚,但此生足矣。接着,张民为我绘声绘色地描述了韩若东如何搅了乔其和蒋运满婚礼的情景:

“婚礼排场很大,我从没见过,甚至都没听说过,吃喜宴的来宾都到齐了,可是新郎和新娘没有按时到达。后来新郎到了,婚礼司仪跟大家解释说,新娘还要在扮妆上稍稍耽搁一会儿,她订的婚纱因为塞车没有及时送到。开始大家都信他的说法可是一直等到快中午了。仍然不见新娘的影子。我们都猜测是出了什么意外,但万万想不到是后来的结局。乔万里老师和司仪一起走上来,跟大家道歉,说因为女儿乔其的身体欠佳,今天的婚礼不得不延迟举行了。乔万里老师在台上长时间地跟在场来宾鞠躬,赔不是。众人不欢而散。

“后来才知道,是韩若东在乔其准备上婚车之前拦住了她,说有话跟她谈。乔其说好吧,我们上楼谈。他们上楼了,接亲的车队在楼下等。左等右等不见新娘下楼来。蒋家的人上楼去看,发现两个人都不见了,只有乔其的婚纱丢在床上。

“这是真正的诗人行为。我已经连续几个晚上睡不好觉了,我希望能知道他们的下落。可是没人知道。也许他们早已离开蓝城了。”

过了不久,收到韩若东的一封来信。没有任何说明,只是要我不必寄那些书籍了,让我自行处理。

“老沙,你留弃自便吧,我不再用它们了。”

这是我从他那里得到的最后一行字。以后又是音讯皆无。我又去了趟那个小城,将韩若东七楼所有的书籍都运回了湖南。

1991年“五一节”前后,又接张民一封信。劈头就说告诉我一个不幸的消息:

“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诗人韩若东开始经商了,在市场摆摊子卖服装。他将头发理掉了,像个剃度未净的和尚。真让人痛心。……越来越多的人来跟我告别了,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他们决定去做婊子。……老师,艺术已经开始失去血性,越来越深入凡俗了。”

过了几个月,我又接到艾可加的一封信,也是最后一封。

她在心中也说了些韩若东的情况,说“从没见过如此生活化的韩若东”。

“你知道吗?入冬以后我有两次在大街上见到他,一次是挤公汽,他一定是舍不得打的。上车以后我见他满头是汗。另外一次是蓝城下大雪,我在斯大林广场旁边看见只有他一个人站在雪地里,手里拿着几件羽绒服朝过路的人叫卖。我们做女人的,喜欢看见男人这种认真求生的样子,我们感动。我想乔其一定是幸福的。”

可加在信尾告诉我,她要结婚了。未婚夫也是一个做小买卖的。

“你会来抢婚吗?跟韩若东一样?你不会,我了解你。”

最后一句是阻止我,还是激励我?我搞不清楚。清楚了我也不会去做。我就是这么一个人,没有勇气,也缺乏兴致。

从那时起,我就离开家乡,开始了我的流浪生活。直到有一天,接到韩若东的一封电报,说乔老师病了。他用“病危”两个字。电报发到我的家乡,当时我正领着几个法国人在云南昆明看风景,电报转到我手里,已经耽搁近一周时间了。

我立刻发了回电,并买了下午最早一班机票,直接从昆明飞蓝城。

2

  在候机加飞行的时间里,我大脑里反复想象与韩若东在机场相见的一幕:

我认不出他,因为无论有怎样的心理准备,我还是不能从众多的胖子里选出一个韩若东来。应该是他先认出我,然后我们长时间地抱在一起。我会流泪吗?整整十年啊。可我不会那么没出息,这十年中我见过的人事也不算少啦。

韩若东的名字,我在报纸上读到过几次。北方蓝城著名的“青年民营企业家”,“白手起家”的新典型。这都是报纸上用的词汇。但没人提及他曾经是诗人这件事。我身边有人还在电视里见过他,因为知道我们是老同学,特意说给我听。但是他们跟我描述的那个胖家伙,无论如何也难以与十年前的那个瘦小子重合起来。他成了我们这个商业时代的新式英雄。

走出蓝城机场到达厅,我就盯着眼前那些胖子的脸,逐个辨认。终于没有任何反应,没有一个人跳出来热烈地拥抱我。

最后,我在人丛的后面看到一块小方牌,上面有我的名字,字体异常熟悉。

我走过去,跟牌子后面的人握手。

“你好,我是韩总的司机。”那人说。

虽然有阳光,但毕竟是北方,秋风坚硬。我跟着他上了一辆黑色的加长“卡迪”轿车,就像走进一座豪华的大房子。我对司机说,那块小方牌上即使不写我的名字,随便写个什么字儿,我也会根据那字体走到他面前自报家门。我对上面的字体比见了人还熟悉。司机随和地笑着,也不搭腔,也不说明韩若东为何没来接我。

一路上,海滨蓝城的变化令我瞠目结舌。栉比的楼群,鳞次的草坪,一座紧连一座的立交桥,全是新面孔。我竭力否认它便是我十几年前学习并生活过的那座城市。

他的公司在斯大林路的一座高层写字楼里。司机带领我乘一部面朝大街的透明电梯,上了二十几层,斯大林路和海港码头的全景在我眼前尽显无遗,高楼和桅杆,参差林立。

在一个迷宫式的回廊里走了多半圈,我听见廊道里放着背景音乐,声音很响,竟是一部歌剧选段。是盲人歌唱家波塞利唱的那段《告别时刻》。司机带我穿过一间很大的写字厅,里面坐满了埋头工作的男女职员。最后我进了一间接待室,歌剧听不见了。

“请稍等。”司机就这么丢了一句,转身离开了。

过了一会儿,有位穿深色制服的小姐进来,给我倒了杯茶,随后也离开了。我坐着又等了差不多半个钟头,还是没有人来。我心里有些不快,站起来准备出去打探一下,那个穿制服的小姐又进门来,给我倒茶。

“怎么,韩若东不在吗?”我急了,问她。

“谁?”她好像没反应过来,接着明白了,“啊,你是说韩总啊,大概……”说着,她转身推开门,探出头去,侧耳倾听了一下,波塞利的声音又传进来。“他在。”

“怎么知道?”

“只要他在,就一定放这段歌剧。”

“那就起给你传达一下,跟他说,我一直在等他。”

“先生贵姓?”

“我叫沙岗,你一说他就知道。”我内心的不快加深了。

小姐退出去。但没再回来,那个司机推门进来。

“韩总在开会,请你再等等好吗?”

“算了,”我说,“不等了,我想先去见个人。”

“去哪里?我送你吧。”

司机送我去了蓝大,穿过熟悉的校园,车子在红四楼前面停住。母校的变化跟这座城市比起来,简直微乎其微。红四楼的变化更小,依然是过去的楼道,只是更阴暗逼仄了。楼道里仍旧放着过冬的白菜,散发着北方秋天特有的腌制的霉味儿。

我上了四楼,敲我记忆中的那扇门,过去的木门,现在换成了防盗的铁门。

没有应答。再敲,还是无声。

下了楼,司机站在车旁吸烟。他吐了一口白烟,问我:

“你想找谁?”

“乔万里老师。”

“是韩总的岳父吧?”

“对。”

“那你不早说?”他熄了烟,开门上车。我以为他径直就载我去老师家了,可是车子又回到斯大林路,停在公司门前。楼前的门童为我拉开了车门。我坐着没动。

“怎么?乔老师也住这里?”

“不,”司机回头说,“不过得请示韩总。”

重新回到那层楼里,经过会议室的时候,司机站住了,面色严峻。我很快也就明白他为什么站住了,会议室里传来争吵的声音。不是争吵,是一个人在高声叫喊,声音很大,透过会议室厚重的实木门传到出来。这让人想起诗朗诵的日子。波塞利还在走廊的天花板里面高歌,这情景简直像置身歌剧院里。

“还得请你去接待室等,韩总在讲话。”

讲话?那是讲话吗?到了接待室,我并没坐下。

“你知道,”我对那个司机说,“我刚刚乘了三个多小时的飞机,只是因为我接到一封电报,上面说乔老师病危。现在我并不想见什么韩总,我只想见我的老师,想知道他怎么样了。你听明白了吗?”

他站了一会儿,说:

“明白了。我请他的副总来,好吧?”

“好,不管谁,只要他知道老师的住址。”

我端起杯子,喝了一口茶。司机领着一个人回来,介绍说是韩总的副总。我定睛一看,完全愣住了。

“张民?怎么是你?”

我跟张民握手,然后抱在一起。

“老师你好吗?”

就是这样一句问候,竟喊出了我的眼泪。自从我们二人被勒令退学离职之后,早已不以师生相称了,现在他突然又把我们的关系捡起来。

令我惊奇的是,张民的外表几乎没有任何变化。算起来他也有三十几岁了,人到中年。可是岁月好像把他给忘了。

3

  张民自己驾车,送我去傅家庄的“海天一色”别墅。他告诉我,韩总岳父岳母住在那里,韩若东则在另外的地方。

“你们简直成了《西游记》里的人物。”

我坐在张民身边,望着渐渐看得见绿影的大海。此时已是黄昏,从车子右侧斜照过来的夕阳洒满高低起伏的柏油路面。

“要批评我,你就直说吧老师。”张民一边开车,一边扭过头来看我。

“当初韩若东要下海,谁骂得最欢?”

“后来情况不一样了,老师。”

“怎么不一样?”

“我结婚了。”

我看着他,他不再看我,直直地看前面的路,神情严肃。

“明白了,这是最好的理由。哪一年开始跟他干的?”

“九三年,也是他最难那年。刚刚吃了官司,公司都快散伙了。”他边开车边说。

“看来有不少故事。”我说,“还写吗?”

他看着我,好像没听懂,“什么?”但马上就明白了,笑笑,说,“当然。”

“什么时候拿来看看。”我说。

他没回答我,神情骤然变得严肃起来。不知为什么,这会儿我感觉他似乎有什么隐衷。

“他还写吗?”我又问了句。

“谁?”

“韩若东啊。”

他突然笑了声,笑得十分奇怪,十分短促。是那种冷笑。然后就没有下文了。接下来我就静静地坐车,他静静地开车,两个人都变得没话了。就在这会儿,我有种突出的感觉,张民虽然外表没有任何变化,但内里一定有了惊人的变化。我印象中,张民绝不是这种说一半露一半的人。隔了十年再见,有些话实在不好问。

一点点接近海滨的时候,张民只给我看远处靠近蓝天绿海的一栋桔红色楼筑。

“看见啦?那就是‘海天一色’。”

“C’est pas vrais(这不是真的)。”我说。

张民笑了。“谁说是真的?”

“乔老师现在怎么样?”

张民又开了一会儿车,才说:“看来已经不行了,大概就这几天吧。”

“什么病?”

“肺癌。而且已经扩散了。”

车子无声无息地往前行驶。过了很久,我才问:

“乔其呢?她好吧?”

张民摇了摇头。

“最惨的就是她了。”

我理解错了,说:“当然,她一直爱她父亲。”

张民的车速好像变慢了,他缓缓转过头来,撩了我一眼。

“你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知道什么?”

“关于韩若东?”

“他怎么啦?”我问,“我只知道他是大款,报纸上叫他‘当代英雄’。”

张民又不说话了。仍然默默开车。很快,车子就在那套红顶白墙的别墅楼前停下来。我们没动。

“他到底怎么啦?”我追问道。

“他呀,”张民手扶方向盘,将目光从外面撤回来,看着我说,“成了一个魔鬼。”

“你说什么?!”

“乔其已经跟他分居了,但这件事不能让乔老师知道。他们俩达成协议,老师一过世,他们就离婚。”张民看了看表,“完了再跟你细说吧。你先进去看老师,我得马上返回公司。”

车子转头开走了,丢下我一个人傻站在那里,想着张民说的每一句话,想着它们究竟是不是事实。他的口气分明是怀恨的。

我梦游一般走进别墅的院子。

在栽满秋菊的庭院里,我看见一个正站在葡萄架下面剪葡萄的妇女的背影,她上了些年纪。葡萄架上已经结满了成熟的葡萄,看着十分喜人。

有一会儿,我以为那背影是师母。可是等她听见我的脚步声转过头来,借着夕阳的光芒,我才发现这是一个完全不认识的比师母应该年轻很多的女人。同时我也就猜出了她的身份。

“我是老师的学生,从南方来。”

听我报告完,她将我让进大厅的沙发里坐下,然后蹑手轻脚地扶着大理石楼梯扶手,上楼去了。

这大厅里幽暗的设施和风格,其优雅别致程度,我只在电影里见过。正厅前面,那一直贯彻到最顶层的透明长窗,此刻映出秋空的深邃和成熟,一棵我走过庭院式不曾注意到的老槐树,这时在秋风里摇晃着衰弱的头颅,须发飘舞。从我这里看上去,它像在表达与我认识。仰头看得见二楼和三楼的边缘扶手,不见人影。那个年纪很轻的妇女也仿佛走到云彩里去了。在这栋幽暗而奢华的大房里坐着,我有种梦幻般的感觉。一切都显得很不真实,不够贴切,真像在看一场永远也不会亮灯散场的电影。而且,我自己被这电影感动了,仿佛在某个昏暗的角落里藏着一个熟悉的身影,甚至听得见他沉喘的呼吸。

“他成了一个魔鬼。”

整个大厅里,我的目光所到之处,都是陌生的,幽暗的。可我的眼睛突然被定在大厅的一个暗角,那里结结实实地矗立着一个物体的影子,当我发现了它,耳边立刻响起了琴声。是的,不会有错,那正是老师的那架钢琴。那架为我们无数个充满诗意的夜晚伴奏过的钢琴,它随老师一起来到这套陌生的大房里。它是这里唯一让我感到熟悉,能引起我回忆的物件。琴声流淌起来,我又回到过去的日子,老师在琴边的身影也依稀可见。可是那琴声很快就停止了,它是给楼梯那边的脚步声打断的。

我扭头,看见师母站在最末两级阶梯上。她是在我转过头看她时立住的。

“沙岗?”她叫了一声。声音虽然不大,但听上去含有令人心痛的无助和脆弱。我站起来。

等我随师母在沙发上重新坐下来,我才发现她令人吃惊地衰弱了。她刚才站在楼梯上,仍是过去那个皮肤白皙、不为岁月所动的南方妇女(算起来她也应该有六十几岁了),可是到了近前就变魔术般地有了改观。她眼角的皱纹像被时间的锤子击碎的古瓷纹络,目光中闪烁着的忧郁和嘴角略显做作的笑容给人一种矛盾而复杂的情感。她终于也变了,在过去我记忆里所有的面孔中,最不习惯让人看到变化的,就是师母这张脸。而且我感觉,她变得比过去爱动感情了。师母与我坐得很近,这让我记起第一次到红四楼老师家里做客时的情景,师母对我们的关切后来不知是因为我们习以为常了,还是中途折断不见了,现在确有久违的感觉。

“他刚才醒了,可是躺一会儿又睡了。”师母抱歉地说,“现在对他来说,睡眠实在是比什么都金贵。有时候他整夜望着天花板不着觉,看着让人心焦。你不急着走吧?”

“不急,让老师睡。我还有时间。”我说。“这次回来,就是看老师的。听说了老师的病,我很震惊。”

师母眼睛立刻红了。而且,在她接下来给我叙述老师发病的过程时,我突出地感觉到长期以来她曾是怎样地倚仗老师,以至事到如今,她表现出的无助多于悲伤。至于她通体所表现出的衰弱气息,我感觉并非完全来自老师的绝症,还有她不想说出来的隐衷。那天晚上稍晚些时候,我从那栋别墅里出来,才综合地意识到那隐衷的底细。整个晚上师母几乎谈了身边所有的人(从师母唠唠叨叨的语调里,我难过地意识到她已经算得上一个标准的老妇人了。可她曾经那么年轻,仿佛可以永远不老),可只有一个人她极力避免谈及,就是她的女婿韩若东。

“这套房子买下来之后,他们俩非让我们来住,怎么推也不行。确诊是那病之后,我们也纯粹是为了安慰小其,为了让她高兴,才搬进来住的。其实在那边住惯了,刚来这儿很不舒服。”后来涉及到韩若东的几处,她也都用“他们”这个第三人称复数代指并涵盖了。我感觉,这隐衷里一定裹藏着一处包扎起来的伤口。特别当我感慨万端地称赞韩若东这些年来取得的商业成绩时,我见师母令人费解地哼笑了一声。这种笑容易让人做出几方面的解释:一方面是她替女婿表示谦虚,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出于某种不屑(这时应该将其理解为冷笑)。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她对那处伤口的刻意掩饰。

“他成了一个魔鬼。”这句怀恨的话,一直在我耳边滚过来,滚过去。

这时,我们听见楼上有响动。

“他起来了。”师母说。

我腾地站起来。

4

  “刚才你来,我好像知道。昨晚我还梦见了你呢。”

他用五根精瘦的手指,擎起茶杯,送到嘴边呷了一口。我记得他过去常常喝咖啡的,老师笑笑说,现在改饮茶了。

擎着茶杯的五根手指已经那么瘦削了。瘦削得有点惊人。但即使现在的样子,依然是透明而光滑的,像由玉器或滑石打制而成的工艺品。它们擎着茶杯一起一落的时候,微微有些颤抖。不是微微,既然我已经看见它们在抖,想必是抖得相当厉害。另外那只捧着茶托的手,迎接着那五根手指和茶杯,落在一起的时候,发出咯楞咯楞的响声。那声音让人心痛,仿佛是由他身体内部什么位置发出的。看到那手指和茶杯,我知道他确实病得很重,不久人世了。

有谁见过一个人如此迅疾地消瘦下来吗?因为这消瘦,他那几近完全秃裸的额头显得更加浑圆和高耸,几乎包不住骨头的皮肤透出令人十分不安的苍白。他的背,已经像只弓那样弯曲了,头脸由一根细长的脖子支撑着伸张出来。可那张脸,在我记忆里曾经那么生动的一张脸,现在已经成为一张灰涂涂的不见任何生气的面具了。在那上面,只有那双眼睛,是周身唯一还剩余着激情、蕴含着火焰的地方。他鼻翼的两侧,深刻着几道斜线,将已然衰弱的面部勾勒得更加苍老不堪。就是这几道斜线,透露出他那个年龄所不该有的敏感和痛苦。特别是当他一人独处的时候,或者陷入沉思,根本忘记了旁人的存在,这些痛苦而敏感的特征便愈加鲜明,相继显露在脸上。周遭愈是宁静,这种情感的痕迹就愈是鲜明。刚才,当我慢慢走近他,撞疼我眼睛的,就是他这副敏感而痛苦的表情。现在因为时刻意识到有人在他身边,听他讲话,他眼里放射出来的光芒就会驱逐一部分那种痛苦和阴暗。

他要求到院子里去,到那架葡萄藤下面去。老师仰卧在那把旧藤椅里。那是他从红四楼一起带过来的念物。

正是晚霞满天的时候,夕阳的光芒照亮了我们头顶那些成熟的葡萄。

我见老师手里还攥着一本薄薄的书。

他给我讲述每天必做的一些事情,讲得十分认真,好像他可以这样一直坐下去,绝不会突然中断。我怎么也不能接受,这个慢头慢语跟我说话的人竟是我的老师。我尤其不能接受,他已经是个真正意义上的老人了,一个生命垂危的老人。

“你好吗,老师?”

可是,不等我将这句问候语说完,就扑下去了,几乎是跪在她的躺椅面前。

我无望地哭了。

我俯在他身上,待了好一会儿。这时我感觉自己像个孩子,一个快要失去最后依傍的孩子。当他张嘴说话,我感觉他的声音也完全变异了。

“如果说好,你就是在说假话啊,可是也没什么特别不好的。”他指了指我们面前桌子上的盘子,“快吃葡萄,这是我自己种的,看好不好吃。”

我吃了一颗,很甜。无籽。

“我没必要回避这件事,沙岗,”老师有慢慢地说,“我的生命快到终点了。我从跟你们认识就是一个尊重事实的人,不是这样吗?”

现在我好了,已经能够平静地听他讲话。就像十几年前在课堂里听他娓娓道来地讲课,新的声音也在慢慢适应。

“老师夜里读书的习惯应该改改了。”我说。

“我知道,可是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就格外清醒。而且这么多年来,只有那几个小时我感觉自己是活的。所以我怎么舍得改掉它呢?好了,现在你来给我说说你吧,你还在做导游?还写诗吗?”

我点点头。

“你看我在读什么?”他展开手里那本书,给我看封面。

我心都颤起来了。是多年前韩若东出版的那本诗集《陶罐上的鱼》。

“‘我对陶罐上的鱼说:游进去,你就能活。’这诗多好啊,这是他写的诗,写得多好啊。“老师双手颤抖着,不停地翻弄这那本诗集。”有一件事你不知道,若东在毕业前,我曾跟他要来几首诗看,我想知道女儿的前途。那一天……那一天……“老师说不下去了,声音抖得厉害。我止住了他。

“我知道,老师,这件事我知道。是我跟他一起选的那几首诗,我从认识他,从没见他那么紧张过。”

老师的脸色非常难看,很沉痛,带着某种悼念的神情。

“也许,”他指着海的方向,“这是我生命中最悔的一件事:将一个纯正的诗人,逼成了一个痛苦的商人。”

“他痛苦吗?”

老师看了看我,神情有些奇妙。接着,他身下的藤椅发出吱吱嘎嘎的响声。

“岂止是痛苦呢。”他低下头去。他成了一个魔鬼!张民的话又在我耳边回响。“他已经丧心病狂了,这个人……这个人完全变了啦!”

“怎么会这样呢?”

“你跟他见过面啦?”

“没有,我在他公司等了一会儿,他在开会。我着急见老师,就离开了。”

“看来你还什么都不知道,不知道发生在韩若东身上的变化。他不再是任何人认识的那个韩若东了。他,他变得疯狂而可怕,多疑凶狠,唯我独尊。没人能跟他合得来,也没人能使他停下来,他离自己原来的样子越来越远,越来越面目皆非。现在我才明白一个道理,原来商业破坏力并不比战争差啊……”老师低下头,继而又猛地抬起,瞪大眼睛,“这都是我的错啊,全是我把事情搞糟的。”

“怎么能怪你呢老师?”

“怪我怪我,全怪我。是我逼着他老跟那个蒋运满比。”

我明白了。我仰头望了望头顶那些葡萄,成串儿的,看着长势真好。

“我跟他说过不知多少次,不要跟蒋运满比,因为那是个铜铸的人,那是真正拿生意当生活的人,他韩若东不是,他是肉做的,而且不能随时随地摘掉自己的心。可是他一直在跟人家比。这都是我的错啊。”

“蒋运满和他现在谁干得更大?”

“当然是蒋运满,人家起步早。可问题就出在这里,韩若东总想证明自己比他做得好,尤其想向我,向乔其证明这个。可是证明这个有什么用呢?”

“蒋运满结婚了吗?”我突然想起来要问这么一句。

“没有。”老师说完这个,似乎很想知道我问这话的意思。其实我没什么意思,不过就是突然想知道这个。老师摇了摇头,“这是另外一件荒唐的事情。这些年,蒋运满没少帮助我们家,也没少暗中帮助韩若东,特别是在他最难的时候。而且,他对乔其一直怀着纯正的感情,这点是毋庸置疑的,同时也是无可厚非的。若东本来也不应该那么狭隘,那么在意。他主要应该看中自己妻子的感情,那是比什么都重要,比什么都应该看成第一位的。可是问题就发生在这里,最近这两年,他简直不能接受蒋运满对乔其表达一丝一毫的好意,他简直像中了什么魔法,为这个三天两头跟乔其吵嘴。乔其很痛苦,有时给我们知道了,更多的时候她根本不跟我们讲。但即使不讲,我和她妈妈也能感觉得到。”

不知为什么,老师说道这里,我感觉这一切,仿佛都是我早已知道的事情。老师所说的一切,还有老师说话的样子,仿佛都是我亲眼目睹发生的事情。他们是在照着一个剧本为我演出。一切都恍然如梦,而且在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演出。其实,从来都没有人跟我说起过这些,老师跟我说的所有的一切,都是第一次听说。

“他们买了这栋房子之后,坚决要求我和你师母过来住,我们不同意,若东就生气。说这是瞧不起他。他后来的想法越来越不可思议。搬到这堂皇的别墅里来,我感到不自在。但我对自己说,这最后的日子我应该使们快乐,而不是使我自己。我走之后,便只留给他们悲伤了。特别是对乔其来说,她那么希望我能在这里度过我最后的日子。可是你看沙岗,我每天坐在这里就想:这么美丽的花园,只有我这个垂死的人才能感受到它的美丽。他们有钱没钱都感受不到它的美,没钱的人就以为自己没有资格享受这样的美,有钱的却觉得自己没有时间享受这种美。他们都是怎么活的?没人想过这个。”

夕阳已经暗淡下去了,使老师显得更加无力。又过了一会儿,老师大概不像再谈韩若东了,他想谈谈自己。

“其实,人在忙碌的时候是无法想清楚真理的。你知道吗?只有这段时间我才真正开始想一些有关自己的事情。我刚刚开始发现自己是谁,我刚刚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和研究的主题,可是我发现自己剩余的时间不多了。这真是个不幸。有一段时间,我越是想搞清楚自己都做了什么,就越是不清楚自己的所作所为了。这时我就会把自己的一生看成是一场恶梦,一场身不由己的恶梦。我毁了别人,以为可以成全自己。现在看来,既毁了别人,也毁了自己。”

他突然皱了皱眉头,将手里的茶杯放在身边的大理石圆桌上。然后用一只手捂住了胸口。他咳起来。身下的藤椅更加剧烈地响起来。

“怎么了,老师?”我问他。

过了一会儿,他摇摇头。“没什么,不过,眼下这肉体的痛苦很好,正是我所需要的,它正好缓解了灵魂上的痛苦。”他边咳边说,似乎喘不过气来。“我只想把自己用尽一生的思索,想要探求明白的概念讲出来。这个概念,就是幸福。我发现司汤达的论证是最公正,也是最聪明的:想要回答什么是幸福,就应该先搞清楚什么是不幸。排除了不幸,就剩下了幸福。‘那么,是什么导致了现代人的不幸呢?’司汤达说,‘就是人的虚荣。是虚荣导致了人的不幸。’说的多好啊,一语道破。穷人为什么会感觉自己不幸?因为他看见富人是幸福的。可是为什么有一百万的人也还是不快乐呢?因为他们看见了有一千万的人。是比他们更富有的人使他们感到不快乐的。如果,我们一定要靠金钱,还有别人的舆论来维持你的幸福,那你的幸福一定是不牢靠的,把握不住的。他会像幻象一样随时跑掉。请记住我的话:真正的幸福源于我们自身,真正的幸福属于善于理解幸福的人。”

他这样说的时候,举起右手,手掌倒扣下去,五指微微张开。这个动作我是异常熟悉的,过去在课堂上,每当他想要强调一件事的时候,都是这样向我们伸出右手压下去。只是此刻这只手显得无力,虚飘,像纸盒做成的,来阵风就能将它吹走。

“我像一个一生都在赶路,急于在终点证明自己是谁的人。现在由于突然的变故,我停下来了。这时我才发现,我根本没必要那么急三赶四地奔到那里,即所谓那个终点。因为只要我停下来,好好想想自己,看看自己,就知道我是谁了。这么简单的一件事,原来只要我不那么着急,就可以顺利地解决了。这真让人哭笑不得……”

老师不说话了,他好像真的是疲惫了,闭上眼睛。我望着他,望着眼前这个痛苦的人。这个人,一生都在想方设法用理智扑灭心灵及情感的烈火,以避免受到不必要的伤害。他曾经为此自豪过,如今却只留给他遗憾和忏悔。这个不幸的人,之所以不幸,是因为他一直相信自己的正确,而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发现:至少有一半以上的事情他做错了,另外一小半他搞砸了。现在,令他最痛苦最牵肠的是,他死前还不能说服自己的女婿和学生放弃眼前这不洁的生活。

我感觉,自己似乎应该告辞了,让老师上楼休息。

“不,沙岗,你别走。”他睁开眼睛,好像知道了我的想法。“让你师母马上给他们打电话,让他们都来。很久都没吃过团圆饭了,他们从不一起来看我,总是单独行动,一个一个来。还记得在红四楼的时候吗?你们常到家里来,大家在一起吃饭,谈话,多好啊。可那时候家里太小,总是坐不下你们。现在好了,这么大的房子…….”

他又咳嗽起来。藤椅又开始吱吱嘎嘎了。

师母出来,老师跟她说了自己的意思。

“好的,我马上打电话。不过你必须先上楼休息一下。”

“别忘了把韩若东和小满都叫来,今天是个好机会,我要看着他们俩和解。”

“你干吗老想做这么努力呢?”师母突然变了声音,说,“我不是跟你说过,这是徒劳的嘛?”

“怎么能说是徒劳呢?这件事宜早不宜迟,如果我早点认识到这个,也许就不会有今天了。”老师从椅子里站起来,准备上楼。“你听我的没错,这件事我经过深思熟虑了。小其怎么还没到?不是说下午来看我吗?我有好几天没看见女儿了。”他脸上突然现出喜悦,这是我与他重见之后的第一缕喜悦。“沙岗,你一定还不知道吧?”

“知道什么?”

“那你是真不知道。他们快要有孩子了。”

说完,老师微笑着看我,似乎在等我的反应。

“多久啦?”

“三个月零五天。我天天数着呢,现在,我就只剩这一个盼头了,准备当几天姥爷。不知还来不来得及。”

老师透过葡萄藤,望着渐渐暗下来的满天星光,说。

5

  老师刚刚上楼,张民就来了,说韩总要他接我去吃晚饭。师母说,家里已经约了人,还是在家里吃吧。张民有些为难地说:“他一定要你去一趟,说有要紧事跟你谈。要不你跟他见一面再回来,我也好交差。”

师母没再坚持,说等我们回来吃饭。我跟张民上车走了。

“你肯定认不出他。”张民在车上说。

“听说胖了很多?”

“不仅如此。给你说件事。一个多月前,学校举行八十周年校庆,你知道这事吧?”

“我知道,接到了系里的请柬。”我说。

“韩总,韩若东,那天成为全校的瞩目人物,大明星,大企业家,出尽了风头。他出了二十万元的赞助费,明白了吧?连校长都陪着他,一天到晚陪着他。钱哪,你知道钱是个什么东西了吧?钱是一种力量啊。”张民拍了拍方向盘,他车开得很好,很稳,我觉得难以想象。“我要说的是后来,也是校庆进行到最后一天的时候,有一场汇演,学校诗社的几个孩子非让当年的校园诗人上台读一首不可。韩若东同意了,征求我的意见,读哪首?我说就读那首《春游》吧,一首不点标点的诗,特别适合在台上朗诵,大河奔流的感觉。你还记得那首诗吧?”

“当然记得,”我说。

“于是,就隆重地把他请上去了。十八年前,蓝大诞生了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十八年后,蓝城崛起了一颗企业明星…….‘怎么样?够劲儿吧?”

说到这里,张民不说了,神情黯然。

“后来呢?”

“后来,他只读了三句,‘其实我们和春天都已经打过二十来个照面了当然是一见如故那还用说嘛海风……’就读到这儿,卡住了,‘海风……海风……’连着说了几个海风,可就是想不起来了。”

我笑起来,可是张民没笑。

“最后呢?”

“还什么最后,没有最后了。”

“他下去啦?”

“当然下去了,不下去干吗?老那么站着?”

这回我笑不出来了。与此同时我们的车子也到地方了。

那是一家设施堂皇的酒店,张民带领我上三楼。一路上都有站在走廊的小姐向我们鞠躬,问好,连着说:“韩总在305海天白云厅。”

张民一路只管走,不理人。

“他刚才跟我说,你们过去的寝室就在305,是这样吗?”

我才想起来,怪不得这数字听上去似乎含了什么意义。

到了305,张民站在门口喊了一嗓子:

“韩总,沙先生到了。”

我走进去,见是一间大餐房,里面有一张十几人位的大圆桌。在窗口下面,正对门的位置,坐着个胖家伙。大概因为逆光的原因,脸色异常阴沉。他站都没站起来,指了指他身边的一个位子,说了声:“坐。”

我坐下去,看他。

可是我眼前这张脸,哪里还是韩若东啊。虽然对他的变形,我已经有了些思想准备,但还是吃了大惊。这哪里是当年那个瘦削灵活、行走如风的诗人韩若东啊。那分明是一张被欲望吞噬过的脸,被非人地践踏,被无耻地浸淫,被疯狂地追踪,被无情地绞杀,最后被撕得粉碎,塞进巨人的肠胃深处,然后又呕吐出来,重新经过弥合,整容,现在已经精疲力竭,无力反抗,只想躺下来休息,可又偏偏闭不上眼的一张脸。这张脸,睡眠严重不足,苍白无色,毛孔纷张,局部皮肤已显松弛。这张脸如果不是因为你知晓它的历史,你会给它一个极不公平的评价,给它一个完全搭错的猜测:四十岁往上,五十岁往下,这应该是他的年龄。

我听见自己在心底惨叫了一声。我感觉,在我面前这个人,就像一个刚刚被敌人行过酷刑的战友,血肉模糊地从牢房里出来。但他看人的样子没变,仍然是从里往外凝视,露出很大的眼白。

“你怎么这么瘦?”他指了我一下。

我也指了一下他。

“这符合物质不灭定律。”

他突然笑起来,笑声怪异,马上又收回去。这笑声对我来说也是个打击。我觉得他不应该那么笑,迅速升起来,有迅速消失的笑,像顷刻间流失在地上滚落不见的水银。他人一胖,就显矮了。头发理得很短,看得见白生生的头皮。他脸上有种不祥的悲剧的东西。

“你干吗老这么看着我?”

“变化太大。”

“真的?”

“走街上肯定认不出。”

他摸了一把自己那张老脸,开始说话,说话的口气像昨天还见到我。

“你见到他啦?”

“谁?”

“乔万里。”

“见到了。”

他点点头,“手术进行不到一个小时就结束了。主治医生除了在他左胸前开了一条一掌多长的刀口之外,无所作为。马上又缝死了。”他伸着左手,比给我看。我却看见他腕上的那条一寸多长的蜈蚣刀痕,想起那个血液沿白色墙壁流淌的早晨。他好像注意到我的目光了,将手缩回去。他腕上呆了块表,看上去应该十分昂贵。他将表朝下撸了撸,盖住那块刀疤。我感觉这间餐房就坐我们两个人显得太大,太空。张民走进来,问他:

“韩总,都点什么?”

“先来酒吧。你喝什么?”他转头问我。

他连干了两杯啤酒,全是一饮而尽。跟我碰完杯,不管我喝不喝,他自己就干了。喝完他用餐纸擦了擦嘴角,冲外面喊:

“张民!”

张民应声进来。

“你在门外干吗?”

“没干吗”

“坐下,喝酒!”

张民不看他,也不看我,顺从地坐下来。这会儿我才明白他说那句话时为什么是那种口气。“他成了一个魔鬼”。我心跟着抖起来。我望着窗,窗外是比这边更高的楼。一个小姐进来,给张民上了一只杯子。韩若东拿起酒瓶给张民倒酒,张民抢了一下,大概想自己倒,韩若东跟他瞪了下眼,张民就不再坚持了。他站起身,等着韩若东将那杯酒倒完,因为倒得急,啤酒沫子溢出来了。“啪”的一声,韩若东将酒瓶顿在桌子上,指着我说:

“他是不是你老师?”

“是。”

“那还不快敬酒?”

我也站起来,跟张民碰了杯。我们喝了。但这杯酒我感觉有点苦涩。

“你不知道,张民到我公司之前是个什么样子。让他自己说。”

张民什么也不说,低头给我倒酒。韩若东那边发出笑声。

“我看跟乞丐也差不了多少,跟我刚经商一模一样。可是你看现在,威风着呢。有车,有房子,哪样都不缺。”他突然瞪大了眼睛,放大了声音,“问题就是他们从来不想想这威风是怎么来的,”同时也拍了下桌子,“说呀你,怎么来的!?”

我站起来,眼里大概含了泪水。

“韩若东,你找我来究竟有什么事情?”

他仿佛没想到,看我,歪了歪头。

“你怎么啦?我还没说事儿呢,你就这么激动?”

“有话快说,老师那边还要我们去吃饭。”我压抑了一下自己的情绪,说。

“好吧,你坐下来听我说。”

张民说要去趟卫生间,转身走出了大餐房。们在他身后关起,我坐下来。

“为什么?”我看着他。

“什么为什么?”

“你干吗要这么对待张民?你是不是以为别人都没有自尊?”

“我不知道,我正在寻找这个东西。”他又笑起来,“你当然不知道,他们全是些忘恩负义的王八蛋,你不知道,现在张民正暗中带头,领着全公司的人跟我做对。”

“怎么会呢?”我想老师说起他多疑的事,果然如此。

“还不止这些呢。”韩若东说着眼睛有点红,是酒劲上来了。“他还要跟我分家,要自立门户。”

“他为什么会这样呢?”

“不知道。我很想知道。”

“至少通过刚才这一会儿,我能知道一些原因。”我看着他的胖脸,说。

“你这话什么意思?”

“这话的意思是,我认不出你了,韩若东。你不是我上铺的那个韩若东,你肯定是另外一个人,只不过你现在在扮演韩若东。”我痛苦地看着他,说。

韩若东突然放声大笑起来,疯狂地笑。现在我知道,他不但变成了一个胖子,还变成了一个疯子。他停止大笑的时候,餐房里静下来。直到这时,我才听见这房间里原来正放着音乐,声音很淡,看不见出处,像一条冻僵的蛇刚刚舒缓过来,冰凉如缕地在墙壁内部慢慢爬过。我们就在这种凉意里坐了一会儿,我估计自己可以将声音放平了,才说:

“若东,你怎么成了这副样子?”

他盯着我看了一会儿,声音和缓地说:

“你真想知道?”

我等着。他把头低下去,端起酒杯,又一饮而尽。

“从哪儿说起呢?”他眼睛红红地看着我。

“你干吗不从头说起?”

“不,”他摇着头,“从头说,我说不起。我没这个勇气。我早就不想从前的事了。”

“为什么?”

“你找个‘文革’中的右派过来,问问他,有没有勇气跟你说从前的事?你再找个二战中呆过集中营的犹太人,看他有没有勇气跟你回忆?”

我看着他,“有那么严重?”

“不,没那么严重。对任何人来说,都没那么严重。可是对我自己,对我的内心,它比什么都严重。”他用眼睛盯住我,嘴角带着笑,“从头说起?你说得太容易了。”

“你是说,你目前的生活是有代价的?”

“你说对了,”他点着头,“我付出了太大的代价。”

“最大的代价是什么?”

听我问完这句,他看着我,抬起手,用指尖碰了碰我的手背,好像那是一件精美的仪器,碰不得。然后端起面前的酒杯,说:“来,先把酒喝了吧。”

我俩都干了。

放下杯子,他用手抹了下嘴,没用餐巾纸。

“我为什么下海经商,你应该知道吧?”

“我比任何人都清楚。你是为了乔其。”我说。

他拍了拍我的肩膀,用力咬了咬自己的嘴唇,点头。

“我就是想送乔其一个好礼物。可是等我把礼物准备好,她却不爱我了。你明白啦?她不爱我了。这就是全部代价。”

“她为什么不爱你了?”

“因为她爱上了别人?”

“谁?”

“你认识,那个姓蒋的。”

“有什么根据吗?”

“有,她要跟我离婚。”

“离婚之后呢?她想嫁给他妈?”

“百分之百。最让我不可容忍的是,她怀了我们的孩子,现在竟想打掉。”

“打掉?不可能吧!”我有点震惊地说。

“她亲口对我说的。我今天找你来,就是要你说服她,告诉她我爱她,劝他不要跟我离婚,把孩子留下来。我喜欢孩子,老沙,真的,喜欢极了。我想有个儿子。”说完这句,他又端起杯子喝酒。过去他喝酒上脸,我记得只要喝一口酒脸红。可是现在他脸不红不白的。他真的变人了。他放下杯子最后说,“老沙,你最了解我们的历史,你也最知道我对她的感情。只有你能说服他。”

这时,他电话响了。他拿起手机,看了看上面的号码显示,皱了皱眉头,像是不知道那电话的来处。“喂?”但听了一会儿,他的脸色立刻就严重起来,没说什么立刻就关了电话。他向门外喊了一嗓子:“张民,你进来。”

张民应声进来。

“我接了一个电话,说有人要砸我车。你出去看看。”

张民瞪大眼睛,立了一会儿。

“又是那几个人?”他问。

“听声音像。你快去看看。”

张民转身出去了。

“怎么啦?”我问。

“最近老有人跟我过不去。不知道什么来路。”

他不耐烦地说。

“什么人?”

“搞不清楚。如果知道什么人,事情也许就好办了。真他妈烦死人了。”他端起酒杯喝酒,放下又说,“跟我要二百万,妈的,嘴可不小。说要不就砸车,接着就砸店。”他抬起头,跟我说,“比张民跟我要的还多呢。”

我吃了一惊:“怎么?张民也跟你要钱?”

“可不,刚才不是跟你说,他要自立门户吗?”

“自立门户干嘛跟你要钱?”

“他刚进公司的时候,我答应过他,给他股份。那时候他也确实帮了我。”

说到这儿,张民回来了。

“车好好的呀,怎么样都没怎么样,”张民说,

韩若东皱着眉头,拿出手机又将刚才打进来的那个号码调出来,仔细端详着,分析着。他试着往回拨,可是传来关机的通报声。他将手机仍在桌子上,嘴里骂了一句。

“张民,听说你要自己立公司?”我突然问张民。

张民脸立刻红了,马上说:“是啊,可是韩总不给钱,我立不起来。”

“既然你答应人家了,为什么不给钱呢?”我又问韩若东。

“你问他,”韩若东手一指张民,“你问他自己。”

我看着张民。他抿了抿嘴,说:

“我做砸了一笔生意,货现在还扣在海关呢。”

“什么生意?”

“进口高档洁具,带电脑的。开始说是正常进口,后来又说算走私了。现在正找人办呢,有点麻烦。”张民声音越说越小,一直低着头。

“有点麻烦?”韩若东瞪着张民,“你说得可倒轻松。就这一笔,至少损失三百多万。还不一定洗得清呢。那几个傻X就是抓住这件事威胁我,跟我要钱。他们显然还掌握这别的资料,那些资料如果捅到海关,不但货款两空,连人都得进去。你干的好事。“

这是我见张民脸都白了。

“你不把这个屁股擦干净,就别想离开公司。”

张民紧忙问了一句:“要是擦干净了呢?”

“那也别想。”韩若东突然有露出专横的气息,“我知道你这么急着离开想要去哪儿。”

张民听他这样说,立刻有点急了。“韩总,你不能听他们瞎说。”

“瞎说?那是瞎说吗?人家看见你从那个姓蒋的车里下来,有没有这回事而?”

“没有。”

“你还嘴硬。”韩若东冲张民瞪着眼。张民不看他。

“这件事我可以发誓,如果我离开公司是为了跟他干,你怎么着我都行。”

这时门又开了。一个小姐端了一盘生拌海参上来。紧接着又上了两碗鱼翅。

“刚才已经跟师母说好了,回家吃饭。”我看着桌上的菜说。

他看着我,想了想,“那好吧,你回去。”然后他转头,“张民,咱俩吃。”

张民为难地说:“刚才都答应师母了,说马上回去。”

“那你也会去,我自己吃。”

最后张民还是留下来了,我一个人走开。

6

  我回到“海天一色”,夜色已经完全降临。我见到了乔其。

与乔其分别,也整整十年了。可不知为什么,总觉得同她分别得更久一些。看得出,她见我时激动的心情绝不亚于我,那种发自内心的与故知久别重逢的亲近感,骤然让我想起多年前在学校时那个纯洁的乔其。同时我也感慨万端,在这世上,能怀着如此纯情的喜悦彼此相见的人,实在是不多了。

乔其的变化也十分明显。先是表现在声音上,有些沙哑,每句话的尾音都带着微微的颤动,像在寒夜料峭的冷风中瑟瑟抖动的树梢。听她说话时,我耳边回响的是另外一种清纯的声音。她那时的样子,也随这声音再度显现:任何一点微小的喜悦都能在她的口唇上绽出富于意味的微笑,赋予她那双秀目一种发自内心的闪亮和柔情。可是现在不同了。她已经显得十分从容,已经有了少妇的样子,在花园朦胧的灯光里,她的面孔显得暗淡,静谧,不再闪光。好像刚刚大病初愈。当时我想,这一切也许都是因为妊娠反应吧?尽管这样,我仍然能感觉到自己认识乔其就怀有的那种情感。她还是那个理想主义者吗?还是那个时刻准备义无反顾跟随心爱的人奔赴天涯海角的少女乔其吗?

我们站在院子里的葡萄架下面说话。

“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变化?”我说。

“发生了太多的事情,你都不知道。”乔其脸上现出痛苦,那痛苦是如此明显,以至在浓厚的夜色里也看得清楚。她像是刚刚从一场灾难中走出来的人。“他刚开始经商那会儿,我就十分不安。但开始,他并没有现在的野心,他只想送我一套房子。开始只说,有个带盖儿的就行,能避风避雨就是家。后来就改了,至少要两室一厅。再后来,就不断升级,买了别墅也不甘心。他说,一定要比到底。”

“跟谁比?”

“跟所有富人比,跟时间比,主要是跟蒋运满比。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把他自己比成了一个疯子,一个浑身是伤,又到处伤人的疯子。”乔其呼出一口长气,“我甚至都没有勇气回想这一切都是怎么发生的。但我还是翻来覆去地想了,翻来覆去地追忆,就仿佛能在一盘录像带的某一处令它戛然而止似的,只要将接下来的事件和镜头掐掉,使一切就都不曾发生过。可这种变化究竟是从哪里开始的呢?将它掐掉不见,又怎么可能?”

“他一定也吃了不少苦?”我想了想,说。

“那就不用说了,经商初期的艰难简直不堪回首,那是非人的日子。被人骗过几回,丢了本儿,还让人告上法庭。本来已经买了两室一厅的房子,没住几天也给法院没收了抵债。最惨的时候,我和他连乘公汽和租房子的钱都拿不出了,我们俩住在车间里,天天冲方便面吃。”

“怎么会告上法庭?”我问。

乔其顿了会儿,显然不堪回首。

“主要是因为我们不懂官场的事情。另外也是没商业经验,跟人家签了合同,却不能按期执行。衣服做出来,人家找出各种原因拒收。要求赔偿经济损失。两千多套衣服全部退回来,挤满了车间。我们俩连睡觉的地方都没有,夜里就睡在缝纫机下面。早晨醒了若东就坐在地上量衣服,一件一件地量,疯了一样量。他就是想不通人家为什么会把那些衣服退回来。像山一样的衣服啊,全都废了,后来拉到市场上去,连料钱都卖不出来。”乔其抬头望了望天,说:“我跟若东都中了魔一样,再也看不得人家把成批的衣服堆在一起,一见到那种情景就像恶梦重来,恨不得立刻跑掉。那两年,他都没人模样了。他发现自己无法写作了。这点险些将他逼疯。”夜风吹动了乔其额前的头发,遮住了眼睛,抬手向上撩了撩。“我跟他说,你要么把生意停下来写作,要么你就干脆好好经商。当然他停不下来,就一直痛苦着。他做事情你知道,跟他写作一样,从来就是不折不挠的。他对自己非常苛刻,现在这种苛刻就转移到他手下那些人身上了。他不再是那个无利也无害的诗人了,再也不是了。他变得有利也有害,商业将他身上潜藏的一切原始的、粗鄙的东西,全都显露出来,诗意越来越看不见了。对他来说,最可悲的事情不是他写不出东西来了,而是大家谁也不喜欢他了。”

“其中也包括你,是吗?”

她低下头去,不说话了。

这期间,她家的张姨出来一回,告诉我们晚餐准备好了。可是人还没到齐。

“可他仍然爱你,他只想给你一个惊人的礼物。”

乔其苦笑了。

“我不需要惊人的礼物,礼物一旦是惊人的,那就不再是礼物了。那是炸弹。而且,连他自己都不意识到,现在他给别人礼物,都已经成了借口。实际上他是要满足自己的欲望和梦想。他不再关心别人,不再关心我。他开始赌博,酗酒,有段时间他不到半夜不回家。”

“他赌博吗?”

“而且不是一般的赌,他输掉的钱早已经可以买这么一栋别墅了。这还不是最可耻的,可耻的是他还撕钱。”

“撕钱?为什么?”

“他恨钱。”乔其又在苦笑,“太费解了是吗?那么恨钱,却又如此执迷于钱。他变得越来越可怕,越来越不可控制。别人只看见他外表的变化,可是没人注意到他的心灵。我感觉,那里面一定有个东西在操纵着他的外表,像一个魔鬼一样在操纵着他。有人把它叫作虚荣,也有人叫它自尊,还有人叫它魔鬼……”

她打了一个冷颤。我说:

“我进去给你取件衣服吧?”

“不要,我不冷。”可是她一边说,却一边抱紧了自己。

“生意开始好起来之后,他拉了不少朋友进公司里来。可是后来,朋友们不是跟他日益疏远,就是断然与他决裂。他如果想给什么人下不来台,那你是无论如何也下不来的。每个人都给他伤遍了。这就是为什么我越来越对他厌倦了,有段时间,我们两个几乎不能单独在一起。而且,我们之间,连争吵也不再发生了,争吵不再像真正的争吵,没有完整的过程,常常是吵着吵着,突然就停了,在不应该停止的地方停止了,我和他一样,觉得没有再争吵下去的必要。最后的和解也不再具有实际意义,不再令人感到宽慰和喜悦。我在他的声音里越来越发现他整个人变了。学校时的那个韩若东不见了……”乔其仿佛垮掉了。她转过身子,侧对着我,身体收缩起来,像是感到寒冷那样。她这个样子让我后来也常常想起,想起来内心就充满近似于痛苦的怜惜之情。她抬起双手,捂住了自己的脸,周身抖动着哭泣起来。“我总在想,过去在学校里读书时的那些日子多美啊,想想那些日子,现在对我来说已经不是个享受了,而是一种折磨,让我心痛,流血……如果能让我们重新回到过去…….如果能够……我愿意用任何东西去换,只要我有……”她已经泣不成声了。“过去,日子虽然贫寒一些,没什么钱,但是你觉得只是没钱,好像其他什么都有。可是现在呢?只剩钱了,太恶心了,只剩钱的日子多恶心哪。那时候,他是那么怕我哭泣,我每流一次眼泪他都心疼得要命。我真是觉得那种日子再也不会有了,眼泪很贵,混沌和面条很便宜。可是现在什么都反过来了,眼泪比什么都便宜,再也没人将眼泪当珍珠看待了,可是吃的却越来越贵……”

她抬起一只手,遮住了眼睛,像怕花园里灯光的照射。

“现在又多了一个嫉妒,过去他没这个毛病,他只是争强好胜,想赢。可是现在,他就像个被嫉妒所燃烧的疯子。你还记得蒋运满吧?”

“当然记得。”

“现在韩若东简直把人家当仇人了。真恨不能杀了他。”乔其叹口气,接着说,“你知道,我小时候就当蒋运满是哥哥,我从来就没特别反感他。你大概听说了十年前我们差点结婚的事吧?”

“听说了。”我说。

“后来我和韩若东一起搅了人家的婚礼,我一生都觉得对他愧疚。”

“从那以后他就一直没结婚?”

乔其点头。

“他一直像个大哥哥似的,对我们很好。他是真正对我们有恩的人,在我们最难的时候,在我们连住处都没有的时候,是人家蒋运满伸手帮了我们,借我们钱买了房子。后来他不但不感谢人家,还说蒋运满没安好心。因为前面发生过那些事,我一直就非常注意和满哥的交往分寸,他来家里,我尽量保持距离,以免若东生疑。可是谁曾想,我越是这样,他倒越是疑心重重。要知道,满哥来家里经常是为了看爸爸和妈妈的,并不是因为我呀。”

“可是韩若东未必这么想。”

“问题就在这儿。你简直不知道他已经恶劣到了什么程度,看见人家拿一束花,他也要张姨立刻扔掉,家里决不准插满哥送来的花。有时候甚至把妈妈自己买回来的花也当满哥买的扔掉。怎么解释都没用。我妈为这件事都跟他急过。后来我们干脆就搬回到原来的房子里,不跟爸爸妈妈住一块,免得他们老跟着我们操心,生气。”

乔其让自己平静了一会儿,又跟我讲起一件事。

“有一次,可加来看我,正好满哥开车送她过来。”

“他怎么会送可加?”我插嘴问。

“他们在一个公司啊,你还不知道?”

“回来后我还没见到可加。她什么时候去了蒋运满的公司?”

“前年吧。”她好像突然想起什么,说,“可加还是一个人呢知道吧?她带着孩子挺不容易的,你这次回来一定要努力啊。”说到这里她笑了笑,然后接着将那件事。“那天我记得满哥在我们家好像就坐了不到两分钟,他确实是顺便送可加来的,因为还有事,很快就离开了。我跟可加聊天聊到很晚,一直聊到韩若东回来。可加走后,我也没提满哥来过的事情,怕提了多事。可是谁想到房间里突然响起一阵陌生的电话铃声,韩若东循着声音,找到卧室里的一部手提电话。后来知道是满哥忘在这里的,我根本就没注意他进过卧室,更没想到他会将手机忘在哪里。这下麻烦大了,韩若东那次差点作翻了天,满哥的手机给他砸个稀碎,这还不算,还踹坏了卧室那扇门。”

乔其好像讲累了,停下来,一只手托着腮。

“从那以后,人家满哥也不到家里来了,他说他怕韩若东跟他决斗。”乔其毫无心情地笑了笑,“你不知道,满哥也变了,他现在已经不是过去那个蒋运满了,真的,说来真叫人难过,大家都在变,可是有人在变好,有的人则在变成另外的样子。”

“你是说,蒋运满跟过去不同啦?”

“是的,大大不同了。他现在是蓝城的‘十大杰出青年’之一,当然这都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可是你们刚认识他那个时候,他其实也不够成熟,他现在变得谦逊,大度,宽容。一点也看不出浮躁来。他整个朝韩若东的反方向发展了。”

真是想不到。我沉默了一会儿,又说:“这些事,静下心来给他认真解释解释不行吗?”

乔其摇头。

“他从来都不听解释。甚至是越解释越糟。到最后我就只能听之任之。慢慢的,我心里那些东西都一点点给他砸碎了,剩得越来越少。最让我伤心的是……”说到这儿,乔其说不下去了,低着头,死死地咬着自己的嘴唇。“你知道我怀孕的事吗?”

“刚才听老师说了,恭喜你们。”

可是想不到,乔其突然像给什么击中了一般,周身又重新抖动起来。

“你怎么啦?乔其!”我担心起来。乔其又摇头。

“有一段时间,他甚至开始怀疑这孩子……”乔其抖得更厉害了,眼泪再次喷泉般流出来。我一时真不知该如何安慰她。“所以我……所以……”她终于说不下去了。

“乔其,不要这样,这样对你和孩子都不好。”

她突然就抬起了头,看定我,说:

“我已经把他打掉了。”

“你说什么?!”

“打掉了,”乔其的声音好像给雨淋着,她啜泣着,“随这这孩子,我心里的很多东西都给打掉了,打掉了……”

这时,大门外面有车灯晃过来,同时听见停车的声音。我看见那是一辆加长的大“林肯”车,像火车头一样停在院子外面。

7

  来人正是蒋运满,后面跟着一对年轻夫妇。

经介绍我才认出那是乔南,旁边是他妻子。他现在也在蒋运满的公司里做事。乔南的妻子是华裔美国人,生在台湾。先说乔南的变化,他已经是个成熟的男人了,举手投足都有当年乔万里老师的影子。他在美国血的是企划管理,回国后就去了蒋运满的公司。现在,他是一个三岁男孩的父亲。

至于蒋运满,我感到惊异。至少不比见韩若东时吃惊的程度差。

这惊异来自他通体的变化。刚才在花园里,乔其说他跟过去完全不同了,我承认自己当时是很不以为然的。可是一见之下,发现他真的变了。但他与韩若东的变化不同,韩若东都在表面,而他则在内里,是那种脱胎换骨的变化,他展现出某种新的本质。如果过去你不曾见过这个人,看他现在的样子,你怎么也不会想到,他就是当年那个衣着华丽,风流倜傥,从里到外都透着轻蔑,时刻俯视着周遭人众,断然宣布“阶级又重新出现了”的人,那个只要有可能就将双手插进休闲装里用流利的英语说:Money, it is sort of what we have instead of chairman.(钱,是我们用以取代领袖的东西。)眼下,坐在老师身边的这个蒋运满,朴素得像个教徒。他上身穿着一件灰色的圆领T恤(实际就是多年前常见的那种老头衫),下体是一条黑色西裤,衬托出他修长的身材。我记得多年前第一次见蒋运满时,他给我的印象是个饱经风雨的壮汉,面上的颧骨很高,而且肤色也带着下乡知青在广阔天地锤炼出来的那种健康的黝黑,可是现在他则显得有些瘦削,甚至带有几分只有部分老年人才有的那种清癯和淡然的神情。整个晚上,他几乎都是沉默寡言,举止稳健,通情达理,善解人意,而且谦逊得出奇,没有半点矫揉造作的痕迹。给人感觉,他不说话,并不是不想说,他只是想把有限的时间让给别人去表达自己。从不抢话,即使他正在说的时候,一旦发现有别人想要发言,便立刻停了下来,全神贯注地望着你,洗耳恭听。通体上下,他都显得勇敢,自信,大气,他就像这家里的老大(大哥哥或大女婿),刚刚从很远的地方回来,与父母兄弟姐妹团聚,并马上要接替病危的父亲成为一家之主,一动不动的身体让人感到他城府极深,仿佛有着非凡的体力和智慧,即使他马上死去,不久之后的复活也将不成任何问题。给你感觉,他的人生应该已经进入这样的阶段,想做什么,或真正做什么,都有准确无误的计划。计划以及计划的实施过程中,对自己以及周遭人物的利用上,已经没有任何死角和废料。他的每一句话,每一个思考,甚至每个眼神,都是生存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这是真正靠智慧和城府吃饭的人,这应该就是很多人所追求的理想人生境界。

大家在餐桌旁又等了一会儿韩若东,可是窗外始终听不见车声。老师亲自给他打了电话,他说回来。于是,晚餐终于没等韩若东回来,就开始了。

老师从楼上下来是,看上去好多了。脸上带着令人宽慰的笑容。不知那是发自他内心的高兴,还是为了让大家快活。总之看我们围坐在他身边,他表现出难得的好情绪,让人想起他为我们任教时的样子。但他吃得极少,这才让人心痛地意识到,他已经是个病危的人了。

老师左边的作为空着,那本来是留给韩若东的。右边坐着蒋运满。

蒋运满在我们开始吃饭之后,并没有马上动筷子。他看着我们吃。当一盘专门为他单炒的素菜端上来时,我才知道他现在已经成为一个佛教徒了。

“四年前我就开始信佛教了,有时间我很想跟你这个作家探讨探讨佛学上的事情。”他微笑着跟我说。我承认我十分吃惊,甚至都不知道该以什么样的表情来应对这件事。他身上已经完全不见实利主义的影子。“钱,是用以取代领袖的东西。”那样斩钉截铁说话的人不知躲到哪里去了。他自己说,那是信佛的结果。他开始给我们讲积善行德的事情。但讲得不多,在表明他的观点之后,便恰当地止住了,是在大家还没赶到腻烦的时候止住的。最最不可思议的是,他脸上竟然从始到终带着某种忧郁的神色。那忧郁对于我,就像看见韩若东脸上骤然增添的笑容一样,难以顺应。他们两个好像在什么时候进行了心灵置换手术。蒋运满身上的忧郁分明是十几年前韩若东所具有的,而韩若东脸上那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笑容应该属于那个宣布“钱,是用以取代领袖的东西”的人。

这是间阔大二明亮的餐厅。我们几个人坐在这里吃饭显得空间过大。坐在我对面的是乔南夫妇。乔南的妻子是个话语不多,但长得很漂亮的年轻姑娘,她听人说话时神情让人想起乔其几年前的样子。听到什么有意思的话题,她总是笑着转过头去看身边的丈夫。

乔南已经不再那么自私了,显得比过去会关心人,晚上以来,就一直在留意姐姐乔其。

“姐,你脸色不好。没事儿吧?”

这样的意思,他前后一共说了大概三遍。每次见话题说到自己,乔其都十分不安,同时也不由自主地看我。我就尽力帮她把话题岔开。今晚,我的胃口差极了。

“沙岗,你怎么吃得跟我一样少?”

老师突然问我。我不知道该回答他什么。

“你哪不舒服吗?”

我说没有,我很好。

直到晚餐即将结束,韩若东仍然没有出现。

乔其担心地跟我说:

“我感觉不对,打电话,手机关了。”

她的样子让我感到几分欣慰,因为我看出她还在为韩若东紧张。她望了一眼已经到院子里聊天的父亲和蒋运满。“应该让他们离开。谈是没有用的,我非常了解他。他一见了蒋运满就眼红。”说着,乔其走出客厅,到了花园里他们两个的身边。我看见乔其跟父亲说了几句什么,老师在摇头。乔其又转头跟蒋运满说。姓蒋的不说话,只是注目着眼前的乔其,听得十分认真。在昏暗的灯光下我感觉他好像笑了笑。这时,我们坐在屋里的人好像同时都听见了车声,接着,有一束车灯照进了花园。

韩若东回来了。后面跟着张民,还有韩若东的司机。

他们走到葡萄架下面,站住。我见蒋运满从一只椅子里站起来,伸出一只手,想跟韩若东握,可是韩若东没接。我从屋子里赶出来,到他们身边,才发现韩若东已经酒气冲天了。

蒋运满平和地微笑着,说:

“若东,大家等了你整整一个晚上。”

“等我?你等我?”他转过身,看了一圈大家。“他有什么必要等我?嗯?你们一定都听我说过,我永远都不想见到这个人,特别是在我的家里。”他用一根手指,朝蒋运满站着的地方用力点着。

“是我让小满来的,若东。”老师显然正压抑着自己,身下的藤椅又在吱吱嘎嘎响。“我想让你们俩开诚布公地谈谈,把话说开。”

“不,”韩若东一脸蔑视地看着蒋运满,口齿不清地说,“我跟他没什么……么可谈的。现在我只想让……你滚,滚出去!滚出我的家!”

蒋运满仍然是一脸的平和,说:

“你喝多了,若东,也好,我们改天再谈。”

他转身走出院子,开车走了。

老师这时从藤椅里缓缓站起来。

“韩若东,你太让我失望了。”

他突然砰的一声载倒在藤椅里,因为坐斜了,连人带椅子翻到在地上。藤椅散架了。大家都吓傻了,急忙上前扶起老师。韩若东站在一旁不动,一声不响。我们搀着老师朝大房里走去。一边走,乔其一边哭起来。

“乔其!”韩若东在我们身后喊了一声。

乔其站住,回头看看他,转身向他走去。我们已经走进前厅的时候,突然听见院子里的韩若东高声叫喊了一句什么,那声音十分悲惨,令人心惊。我们扶着老师在客厅的沙发上坐下来,乔其进来。

“他怎么啦?”我小声问她。

乔其摸了摸自己的肚子,说:

“我告诉他了。”

这时,韩若东的司机突然从外面冲进来,嘴里连续叫着:

“不好了,他把车开走了。喝成这样,肯定出事儿。”

我跟张民一起冲出了大房。

8

  我和张民冲到车前,韩若东已经启动了发动机。张民一跃,扑在机盖上。韩若东往前开了几米远。突然一个急倒车,张民给甩了下来。我冲过去,死死地抓住一只倒车镜。

“韩若东,你疯啦!”我高声叫喊。

他摇下了车窗。

“那你上来吧,看我到底疯还是没疯。”

我和张民上了车,还不等坐稳,他就踩了油门。车子风驰电掣地驶上公路。

“你去哪儿,若东?”我紧紧抓住头上的一只把手。

“好地方。”

我扭头看了看身边的张民,张民没说什么,他神情也有些紧张地地盯着前方。夜已经深了,海滨这一带的路上车辆不多,但韩若东立刻就将速度加到一百多公里。周围明亮的建筑和幽黑的树木迅速向车后闪去。

“你行吗?”

“担心,你们就下去。我没让你们来。”他在前面冷冰冰地说。而且,他脚下又在加油。加油时发动机的声音很小,几乎感觉不到。对面有车灯照过来,又很快呼啸着过去。我和张民在后面看见车速表迅速升至一百四十公里。接着到一百八十公里。

“你慢点好吗?”我喊了起来。韩若东无动于衷,像是忘了身后还有我们两个。张民用手碰了碰我。

“没用的,”他小声敌我耳边说,“越说越来劲儿。”

这是,我发现车子已经驶上了傅家庄的海滨公路,急转弯时韩若东并没减速,我和张民都向一侧倾斜过去,我的身体压迫在张民身上。“韩若东,你真的疯啦!”我一边纠正了身体,一边对前面喊起来。他竟然在前面笑起来,哈哈大笑。我再看张民,他竟然也面带微笑。他一定没少坐韩若东的车,他习惯了。

“老沙岗啊老沙岗,你难道今天才发现我疯了吗?”他边笑边说,而且还侧过头来,让我看见他半边黑乎乎的笑脸。我心都跟着悬起来了。

“别回头好吗?看前边。”听我这样说,他笑得更厉害了。

车子的左侧是黑幽幽的山,山上的树木如黑色云雾般急遽向后汹涌而去。右边应该是海,可是天黑看不见。有一瞬间我想,这辆车说不定马上就会像条潜艇,扎进大海深处,我顿时毛骨悚然。

“停下来,韩若东,你停下来!你不要命,我要。让我下去。我和张民下去。”

“来不及啦!”他又驶过一个弯道,根本没减速,车下的轮子发出尖利的鸣叫声。

老实说,这会儿我甚至想到要打开车门跳下去。但理智告诉我,那还不如跟他一起葬身海底。我跳下去,就会撞在左边的山崖上,粉身碎骨。我手心真的出汗了。我扭头再看身边的张民,昏暗中我感觉他也不像刚才那么轻松和自信了。他一只手也抓紧手上的把手,两眼发直,身体前倾,像我一样绷得很紧。

“你们不想吹吹海风吗?你们吹过深夜的海风吗?”

韩若东说着,打开了车窗。海风吹进来,立刻吹乱了我们的头发。真奇怪,腥涩而新鲜的海滨气息扑鼻而来,沁心沁脾,马上驱散了内心的一部分恐惧。我感觉车正在爬一个高坡。“这种感觉,你们有过吗?这个时候你们还感到忧愁吗?你们还会感到窒息,缺氧,失眠,神经衰弱吗?此时此刻谁还会觉得钱是万能的?谁还会觉得垃圾桶里的生活胜过天堂的微风?不,如果谁还这么认为,那他就不是人,不是人!……”

韩若东顿了顿,身体突然向方向盘倾斜过去,声音压低,开始朗诵一首诗:

其实……我们和春天都已经打过而是来个照面了……当然是一见如故……那还用……说吗……海风热呼啦地迎接了我们……明眸伴春光浮游白色纱巾也飘起来了阳光随树影一起躁动天空湛蓝湛蓝跟还的颜色差不多……真美丽!

我感觉自己骤然心血沸腾起来。

……尽管沿着蛇形公路蜿蜒着走反正迷路是不可能的既然周遭都是海……

这时我感觉读诗的声音出现了复调,扭头看,张民已经兴奋地加入了他的朗诵。

……我们的影子投在前面气势汹汹却又洒脱得不行我们快活得要死便回过头去放肆地盯着太阳看……于是眼泪流下来了……真想唱支歌拉破嗓子唱走过春天走过四季然后像歌那样亢奋地走过自己——真不错!

他们俩的声音重叠着,参差不齐,但我听得清每一个词。接着,不由自主地,我发现自己也张开嘴大声朗诵起来,跟随着他们:

……路旁的那些树干吗还是那么干巴巴的不绿不见一点青春的才气真让海风笑话上面那些枯黄的叶子一定挂了整整一冬了干吗还不甩掉呢要绿就快点绿吧疯狂地绿吧就像我们的激情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年龄……这条路真是长得可以弯弯曲曲曲曲弯弯好像要耗尽一个春季还是坐下来休息休息吧拾起一块红色砖头在青色海滨公路上用力写下那句歪歪扭扭的诗句——也许道路从来平坦而脚步本来崎岖——真浪漫!

读到这里,我感觉自己的右手被另外一只手抓住了,扭头看,是张民。他抓住了我的手,可是他闭着眼睛。

……今天的故事终究要拉得遥远又遥远但回忆必须努力放轻放轻再放轻去年的今天去哪儿了干什么来着想不起来了游丝般的侵扰折断了安详的日子……生活啊生活……你这迷人的家伙……我双眼噙着泪水请求你永远和我好永远别把我遗弃大家都说我今天有些异样有些发神经于是我冲着海发出了一声粗声粗气的叹息——唉,真肤浅!

夜色迷蒙中,在海风的吹拂下,我流下了眼泪。我相信,此刻身边的张民和前面的韩若东一定也流了眼泪,从他们的声音里能够听出来。但是我们忍受着,忍受着哽咽,我们争取将这首诗完整地读完。这期间,我们三个中总有人忘记一两句词,但是另外的人会将它延续下去。读诗时声音最响亮的是张民,他的声音听上去比我们更加兴奋,也更加年轻。他握着我的那只手十分用力。

……今天走了太多的路极累极累就像做了太多的梦那样太阳摇摇晃晃躲到山那边去了接着黄昏开始变得厚重该回去了挽着一个快活的春日回去吧让我们同海风握别并对她说还是要来的只要春天在假如有一天我们都老了(那也是可能的)我们就会越过青春越过岁月越过礁石越过密林凝视这海这路这港这湾和这一天明朗的游玩然后把这首诗读给那些年轻且漂亮的人听并冷峻而深沉地告诉他们时间过得真快——真无情!

整首诗读完了,我们三个谁都不再说话。接着,我们听见彼此的啜泣声。我们三个都哭了。我被张民握过的那只手生疼生疼。这时,我感觉有点不太对劲儿,车身有了更大的倾斜,我们正仰视着前方。同时车体颠簸得很厉害,好像车子已经离开了公路。我和张民急忙向两侧的车窗外张望,见汽车正驶上一个山崖。

“慢!——慢!”我们两个同时都喊了起来。可是韩若东这时仿佛根本没听见我们的叫喊声,黑暗中他正像个疯子般呆直地目视着前方,持方向盘的双臂一动不动。车子仍然一步步地向山崖的顶端行驶着。

“韩若东,你听见了吗?!停,快停下来!”

我想要起身,伸手拉住前面的韩若东,可是由于身体向后倾斜,我够不到他。看着他僵硬挺直的背影,我大脑里突然出现了一个非常可怕的想法:他该不会是癫痫病发作吧?我感觉自己头发根都竖起来了,心提到了嗓子眼。

“若东!若东你停下来,我们上了山崖啦!”

可是他仍然不停,仿佛被魔鬼驾驭了的车子继续向上攀行。我和张民无望地彼此对视了一下,只见他一跃而起,一把揪住了韩若东脖后的衣服领子:

“韩若东!韩若东!你想死吗!?”

这次他听见了,他好像刚刚从魔鬼的掣肘中摆脱出来,从某种神思中醒转过来,急忙踩了刹车。我和张民的身体同时向前冲撞过去,头脸都磕碰在前座上。但我们没感觉到疼痛,来不及有这种感觉。我们只是清楚地看见,车子停下来了。我们谁都没再说话,木愣愣地瞪视着漆黑的前方,渐渐地,我们看清了在夜空下放射着幽微波光的辽阔的大海,海面上的零星岛屿,以及岛屿上方成群结队鬼眨着醉眼的繁星。汽车的发动机还在嗡嗡响着,再看韩若东,他的嘴角和腮部微微蠕动,像在跟人家说再见。

“把发动机熄了,”我听见张民在我身边这样说,声音里仍然是不放心,好像他随时有可能再重新踩动油门。“你倒是熄了呀?”

就在这时,我们听见前面的韩若东嘴里咕噜了一句什么。

我和张民对视了一下,没明白他说什么。张民不放心,又探身向前,伸手关掉了车子的发动机,抽调了钥匙,紧紧捏在手里。随后我和张民一起走下车去。

来到车子的前方,我们看见这是海上的一块高崖峭壁,下面是深夜的海。潮水在下面发出响声。我们俩伏在崖头向下望了一会儿,张民伸手捡起一块山崖上的石头,向崖下扔去,半天才在深处的海面发出一声轻微的响声。我感觉自己顿时出了一身冷汗。

张民突然在一旁笑起来,呵呵哈哈地笑。

“你笑什么?”

“我高兴。”

“你高兴什么?”

“这才像他。整整十年了,我找不到我心目中那个诗人的影子。”

“你还笑,”我说,“再往前走一米,此刻我们就在海里游泳吧。”我咽了口唾沫说,“我不会,我不会游泳。”

“我也不会,”张民说,可是脸上仍然带着笑容。

“他疯了。”我回头看了一眼身后的车子,看不清韩若东这会儿在车里干吗。车窗里黑乎乎的,微微泛着远天的星光。

当我回过头来再次端详这块海上山崖的时候,我吃惊地认出,这里正是一处叫做“蛇岩”的地方。过去我们在学校时出来郊游,经常到这块山崖上来看海。伏在这里看海,给人一种惊心动魄的感觉。这块山崖从山下的侧面看过来,很像是一条巨蛇的头部。头部顶端长着一棵朝上弯曲的小树,远远地看过去就像一条刚刚吐出的蛇信子。“蛇岩”坐西朝东,那时候我们经常带上吃的,趁天尚未亮便起身,从海滨路走进去,到这里看日出。

我和张民回到车里看韩若东时,发现他已经将自己的头伏在了方向盘上,一动不动。我们用手推了推他,仍然是不动。

“若东?”我轻轻叫了一声,他没答应。张民突然示意了我一下。

“你听?”

接着我们听见了他的鼾声,本来刚才就听见了,可是我们误以为那是海上传来的潮声。而且,听见他的鼾声越来越大,知道他已经睡实了。

“刚才他喊什么?”我问张民。

“什么时候?”

“就是刚刚把车刹住的时候?”

“啊,张民说,”喊他儿子,他提前把名字都起好了。“

我们俩坐在车里,静静地呆了一会儿。

“张民,你真要自己立公司?“

“是。“

“为什么?“

“跟他一起太累,简直不是人干的活儿。“

“你自己能行吗?“

“我想试试。“他说。

“他说你可能到姓蒋的公司去,看来完全是他多疑啦?“

“当然,”他说完这句,顶顶地往前看了以后儿,又说,“宁肯不干,也决不跟姓蒋的干。韩若东是魔鬼,那个姓蒋的则是假基督。一个是真魔鬼,一个是假基督,你说哪个更可怕?”

“你这么看他?”

“我没看错。真的老师,这些年我想清楚了,干吗都别给人打工,特别我们这种人。太伤自尊。”

又是自尊的故事。

我和张民就这样聊到凌晨,一直到天亮。我们讲了些过去的事情,听他讲了些家庭,听我讲了些流浪。还读了几首诗。直到日头出来。我想起来自己很多年都没看见日出了,非常感动。

9

  我一直没提女儿沙浣。在韩若东的故事里,她实在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角色。为了不影响整个故事的进程,我尽量不提她(关于她,我已经写在另外一个故事里了。在那里,我决心专门讲述一个父亲的感激和不舍,讲述这个无能而脆弱的父亲面对上天赏赐给他这样无与伦比的礼物,所呈现出来的全部诚惶诚恐,和从里到外的感恩戴德)。事实上,这次我与女儿再见,她最让我感到人生无常,是时光飞逝的一个显著参照。

沙浣已经十岁了,读小学三年级,她已经是个美丽,端庄,不苟言笑,可是一旦笑起来就迷死人的小女孩儿了。她所给予我这个做父亲的冲击性的快乐,罄竹难书。

在她上小学之前那年,我曾将她接到南方爷爷家里,呆过将近半年时间。那是我们父女俩相处最长亦即最难忘的一段时光。后来在她读二年级放暑假的时候,又接过一次。因为这个我一直非常感谢可加,感谢她如此念及我们父女俩的亲情。

我回来的第二天下午,去岳母家里看她,她显得兴奋而拘谨,她在慢慢回忆并适应和爸爸重聚的感觉。后来就离不开我了,只要有机会就凑到我身边搂紧我的脖子。有他人在场的时候,我们之间虽然总隔着距离,她也经常用眼睛瞄准我。每次当我们的目光相撞,我内心的难过立刻会化为笑容浮在脸上,可是她的小脸上却含着一些不很明显的责备。那责备让人越想越心痛,像个温柔的小虫子朝心的最深处钻爬。

可加的父母老了,周身都是衰落的气息。我始终不知道该叫他们什么,十年前我同他们告别时,与他们还是岳婿关系,叫他们爸妈。现在叫别的,感觉不对。叫爸妈,就更错了。

那几天,只要有可能,我都去学校里接她。学校正在放暑假,她参加了假期的业余舞蹈班。有一次,我在舞蹈厅外面等到她快要下课的时候,见到可加也来了。

可加比十年前胖了些,也比那时候更富光彩。她的笑容向我表明,她现在活得非常舒心,快乐。过去她那张脸,总像是属于一个在候车室里等火车的旅客的脸,现在感觉她是在奔驰的火车上。如果我猜得不错,一定有一个令她倾心的男人在精心调养她,料理她。面对她重新焕发出来的美丽,我感到痛心和惭愧,像在珠宝店里看见自己丢弃的一块美玉,她已经不属于我了,可她闪闪发光。

“你比我记忆中的那个人还要瘦。”可加妩媚地笑了,同时露出洁白整齐的牙齿。

“你记忆还有我吗?”

“怎么会没有呢。”

那天在秋日傍晚柔和的夕阳中,我们三个人手拉着手沿着马路往岳母家里走。开始可加栏了一辆出租车,可是沙浣强行让车开走了,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她看见那辆黑色的出租车停在我们面前时的恐惧神情。好像那是一个吃人的猛兽,只要靠近我们,就会马上吞吃我们三个,或至少会将她的一个亲人掳夺而去。赶走了出租车,沙浣的神情立刻就像秋空一般明澈而喜悦,她紧紧地拉着我和她母亲的手,走过了一条又一条大街(一共六站路啊),从始到终都没松开过。快到姥姥家的时候,她突然又提出新的要求,说要爸爸和妈妈陪她到麦当劳去吃快餐。我们在麦当劳里坐下来,当我从取餐台前端回我们要的东西,远远地看见可加正在擦眼泪。可是当我在她们母女两个面前坐下来,竟发现可加在极力掩饰自己流眼泪这件事。

最出乎我意料的,还是岳父和岳母对我的态度。他们竟还像接待女婿一样接待我,仿佛我跟可加根本就没离婚。这让我心里顿时充满温暖,同时也增加着我与可加破镜重圆的决心和渴望。当女儿沙浣跟我亲热到时候,岳母就用鼓励和感动的目光在一旁观望,老眼里也泪花闪烁。她跟我说:

“早该回来了。你有家不回,你女儿有爸不能见,这成什么样子啊。”

后来她又暗示我去找艾可加谈,承认错误,反复说:“当初是你不对,是你不对嘛。”

她将可加现在住的地方告诉了我,连带电话号码,还特意为我画了一张地图。又过了几天,岳母病了。她坚决要求女儿将外孙女带走,说自己老了,带不动了。于是那天晚上,我有了很好的借口,去可加的住的地方看女儿。

艾可加住在五一广场北侧立交桥附近的一片商品楼区内。这里已是蓝城市郊,接近工业区了,天空显得有些污浊,空气中有股工业污染的气味。但这里相对比较安静,除了车声,人群不像市中心那么稠密。我按照岳母地图上所示,攀上一栋新楼的第五层。上楼时,感觉自己的心砰砰直跳,跟十几年前刚刚开始恋可加时,爬到女生宿舍五楼去找她时的心情几乎一模一样。同样是五楼,同样的高度,但我们已经不是那样的少男少女了。

那天晚上,我本来以为可加会留我住那里跟她们一起吃饭,但可加好像外面有约。而且对我的到来,可加显得有些惶惶然。于是,我想好的一些谈话,最后也都沉寂在心里了。我真正发现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它会像沟一样越积越宽,越挖越深,哪怕你们曾经是亲人。几年下来,我俩之间确实是隔山隔海了。很简单的一句问候,并没如期带来话题。

我说,这房子不错,多少平?她告诉了我多少平,可是脸上的表情分明是不希望我继续问下去,不希望我知道她花了多少钱,哪来的钱,或是谁帮你买的。她的冷漠明确告诉我,我已经没有提这些问题的权利了,在她面前我甚至也没有了好奇的权利。同时,我感觉艾可加这天晚上的情绪很恶劣,心神不宁,目光犹疑,已经没有了本次回来与她初见时的光彩。一定有意见什么难心的事在纠缠着她。是因为我吗?还是因为别的什么人?因为我的可能性很小,在她面前我已经没有这个力量。认识到这点,我心里异常难受。

“你拿个主意,你是准备跟女儿一起留在这里啊,还是让她跟我走?”可加穿戴整齐之后,从卫生间里出来,对我说。

“一起去。”沙浣天真地嚷着说。

“那绝对不可能。”艾可加脸上的表情十分肯定。她回过头去找了一会儿东西,最后将一只好看的皮包挎在肩上。我明白,决定必须在一分钟之内做出。

我看着沙浣,她穿得也很好,像个小公主。如果今晚不去赴约,她一定也十分难过和失望。今晚的去处一定是个好场面,一定很排场。

“我走,你们去吧。改天我再来。”

我开门出去的时候,沙浣眼泪汪汪地看着我,不说再见。我听见她妈妈声音低沉而冷峻地对她说:“如果你再这样,以后就没这事了。去哪都不带你,听见了?”

到了楼下,从楼口里出来,已经有些凉意的晚风吹拂着我,使我闻见了一股花香般的好味道,沁心沁脾。

我四下里寻了寻,才明白这股香味时我从楼上带下来的。那是她们母女俩房间的味道,或者是可加身上的香水味儿。

这天晚上我下定决心,想方设法要回到她们母女身边。

10

  1999年10月19日夜里,乔万里老师突然觉得非常不好。师母给我打了电话,我立刻赶过去。发现老师虚弱得很。本来以为他不行了,可是下半夜又好起来。大家都非常高兴。因为兴奋,谁都不想睡觉了。

可是韩若东却直到天亮也没出现。电话打了无数个,就是不通。他没开机。

老师开始有点着急,后来好些了,便开玩笑说:“见不着若东,我不会死的。所以最好让他躲远点。”

我们清楚地看到,在老师的神情里,深刻了死亡的悲哀。这种悲哀,来自他对时间的恐惧。他临终前一直在赶写一本书,叫《作家的钟》。这是一个悲怆的题目。

“看来是写不完了,”有一天,他悲哀地跟我说。“福克纳,萨特,普鲁斯特,乔伊斯,海明威,伍尔夫,所有这些跟时间赛跑的人,都是痛苦的。他们都是给时间打败的人,都是痛苦的。凡是能够进入这个题目的作家没有一个好结果的。他们都是给时间打败的人。先是给时间,然后是给自己。最后,谁也没能斗过自己,因为至死也没能成功地将自己搞糊涂。正如马尔科姆.考利说福克纳的那句话:‘他老想着时间,就像他是在一间摆满日历和时钟的房间里写作。’他们有多痛苦啊,那是真正的人的痛苦啊……”

那部未完成的手稿,至今还保留在我的手里。封面上写着这样的题语:

真正幸福的人,是忘记了时间的人;

真正幸福的地方,是想不起时间的地方。

老师听说我打算用余生全部精力再译一遍普鲁斯特的《A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他非常高兴。他抓住我的手说:

“沙岗,大概你是他们当中唯一离幸福最近的人。你感到幸福吗?啊,你始终在做着你喜欢做的事情,文学,文学啊,它是人类唯一真实的天地。那是谁说的?对,是普鲁斯特,正是他说的,‘唯一真实的天地是艺术的天地,唯一真正的天堂是失去的天堂。’说得多好啊,这是文学所能给予我们的最好的收获。二十一世纪,应该是中国文坛酝酿出大作品的时候了。你们多幸福,有这么美妙的事情可以静静地期待。到那时,别忘了带上史诗性的作品,到我的墓地里来,读给我听……昨天晚上,我还在看你翻译的这段普鲁斯特的译文,他写的太精彩了,你译得也好,好极了。现在你能把这段读给我听吗?就是大作家贝尔戈特之死这段,如果我能成为他,像他这样死,那将是多么美妙的事情啊,一个人正在死亡,而他的笔就正在写到自己的死亡……天啊,只有普鲁斯特一个人做到这个了,只有他一个。来,给我读吧,我要闭上眼睛,静静地听……”

我将那本书接过来,开始读那段死亡之歌:

他已经死了。永远死去了么?……谁能这么说呢?……人们所能说的,只能是,生活中所发生的一切,都好像前世结下的义务,在我们走进生活之初便留在那儿了。在人世上,没有任何理由要求我们,一生必须只做好事,灵魂高尚,自始至终彬彬有礼。对于一个有教养的艺术家,也同样没有任何理由要求他,必须将某一个片段重写上二十遍。哪怕这一个片段写得再精彩,再引人赞赏……那也是不必要的。因为,所有这一切的义务,与现实生活无关,它们属于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那个世界建立在善良和一丝不苟,以及牺牲精神之上,与我们这个世界完全不同。我们正是从那个世界里走出来,降生在这块土地上的……因此,认为贝尔戈特并没有永远死去,这种想法不是没有理由的。

人们将他埋葬了。但是,下葬那天夜里,整整一夜,在烛光照亮的书橱里,他写的书,三本一叠地摆放在那里,相互交错,就像张开翅膀的天使。对已故之人来说,仿佛象征着他的复活……

第二天,是1999年10月20日。早上九点多种,我们把老师接到了医院,为了观察,也为了及时抢救。快到中午的时候,韩若东来了。

他的样子把大家吓了一跳。左边脸肿了,右眼也有点青。显然是跟人打了架,问他怎么回事就是不说。乔其下楼看了一次,回来说,韩若东的汽车给人砸了。前挡风玻璃全都碎了,机盖上也划得很厉害,左一道儿右一道儿。

这时身边张民的电话响了,他接听一会儿,把电话又递给韩若东。

“让你听。”

“谁?”韩若东问。

“还是那几个人。”

“我不听。”韩若东脸色非常难看,因为有伤,就更加难看。“你问他们,要干吗?你告诉他们,我一分钱也不给,爱咋的咋的,有能耐使去。”

张民躲到走廊那头回电话。过了一会儿,走回来,跟韩若东说:

“他们又去砸店了。”

他们在市中心有家服饰专卖店。

“砸就砸吧。报警没?”韩若东问。

“我已经报了。”张民说。说完,他下楼去了。

韩若东听说老师的情况之后,不相信那家医院的诊断,决定请北京的医生来。他挂了电话,北京那边说很快就派最好的医生到蓝城来。

这天下午,老师死了。

请原谅我不能向你们详细描述老师在最后的弥留之际,躺在医院病床上望着我们时那副凄惨的样子。他最后的枯瘦如柴,面色焦黄,气若游丝,都是我没有勇气追忆和重温的。那副样子,后来常常到梦中来找我。要面对这件事之所以如此艰难,那实在是因为我们很难将这个一脸死灰的人,与多年前那个声色脆朗,面似朝阳的生动的人联系在一起。

我们喜欢乔万里这个名字,它是永不褪色,永不衰老,并且永远都不会身患绝症离我们而去的。这个名字,常常让我们想起一段幸福时光,它纪念着我们已经不年轻的生命里一段迷人的好日子,那些阳光灿烂的诗歌的日子。那天下午四点多种,老师就已经开始跟每个人告别了。

我记得,从医院走廊尽头那扇窗子照进来的阳光越来越短促和狭窄,最后只剩下斜斜的一条儿,有气无力地挂在窗子右侧那片灰白的墙壁上,像条已经用旧现在又被眼泪润湿的黄毛巾。

老师说,他最大的遗憾就是,不能看着女儿乔其把孩子生下来。他说,多想看看外孙长什么样啊。

我们就一直站在走廊里,等到下午四点。记得,中午时的阳光还很强烈,明晃晃地贯穿了几乎整条走廊,这就使眼前的视野非常不好,整个空间被阳光切割得凌乱破碎。走廊里的人也都里一半外一半地站在逆光中,显得残缺,生硬,迷蒙,你根本无法看清任何一个人的真实脸色和表情。但每个人心里都给一种令人压抑的诀别气氛所笼罩。我们就这样在走廊里一直站到太阳在窗前收了光,收成窄窄的一小条儿。

韩若东站在我身边,不停地看表。他身上散发出一股难闻的怪味道。从他赶到医院开始,我就闻见了。不知道那气味发自哪里。

北京的医生来了之后,进去检查了不到一刻钟,就出来了。只说一句:

“做准备吧。”

好像远远地将他从北京请来,就为了宣布这句话。他脱下身上只穿了十几分钟的那件白大褂,对傻掉一样的韩若东说:

“他让你进去,说有话跟你说。”之后,他又强调了一遍,“只让你一个人进去。”

我们所有人都看着韩若东一个人走进病房里去。

韩若东在里面只待了两三分钟。没人知道老师最后都跟他说了什么。

他重新出来的时候则完全变了个样子,就像刚刚出了趟远门儿,十分疲惫。眉头和嘴角全都放松了,耷拉下来,一脸死灰的颜色。他谁也不看,仿佛谁都不认识。他径直往前走(走过我们身边时我再次闻到他身上散发出的那股气息我说不好那是一种什么味道仿佛盛夏留下的腐烂之气被秋天的寒瑟凝聚起来),好像在躲避一场大水,不马上逃离这个地方就会遭遇灭顶之灾似的。乔其抬起头,想问他情况,可是从他脸上已经知道了情况。乔其短促地叫了一声,“爸!”就向病房里冲去。韩若东不理不睬地向走廊那头走去,不知道他要去哪儿,干吗。乔家人和医护人员随后也都跟着闯进病房去。病房里传出乔其和师母的哭声,声音不算响亮,却撕肝裂胆。

我们知道,老师这是去了。走廊里夕阳这时已经彻底隐没,没留下一丝光彩。回头看,韩若东已经离开了走廊。于是我们也陆续都跟着走进病房里去。

11

  葬礼在两天后举行。

葬礼的前一天夜里,蓝城下了一场大雨,第二天天不亮就晴了。秋雨将城市的街道冲刷得干干净净,连街道两旁梧桐树的落叶都显得精致,无尘。送葬的车队在去殡仪馆的路上浩浩荡荡,有始无终,引来路旁不少行人驻足向这边观望。除了载遗体那辆殡葬车是白色的,其余都是清一色的黑色进口轿车。蓝城送葬禁止鸣放音乐盒鞭炮,所以车队一路都无声无息。我认为这样很好,符合送葬人的心情。我始终对我们民族在葬礼中表现出的喧闹场面不能理解,他们越热闹我便越闹心。人死以后,本应该让他静静地走。保持下来的喧闹仪式,大概源于我们祖先最初失去亲人时无所适从的悲痛和恐惧,闹腾一下就能将那种恶劣的心情驱散了。可是文明发展到今天,我认为该改了,死了人应该尽量保持安静。

昨天这场大雨,将蓝城浇得异常寒冷。车队到了殡仪馆,大家从车上下来,发现彼此的面孔和鼻头都是红的,个别人唏唏嘘嘘地抽鼻涕,有的是因为哭过,有的是给这骤冷乍寒的天气冻着了。好在人人都穿了外套,不然真让人受不了。但只有韩若东一个人没穿外衣,早晨上车前我就发现了。我为这个感到奇怪。他只穿了一件带雪花点的墨色小圆领衬衣,看上去有点抖神儿,不够庄重。他的领口系得过于严实,使他粗短的脖子看上去显得别扭,给人喘不上来气儿的感觉。但除了他的着装,开始时大家并没觉得他今天有什么异样。从他铁青的脸色能够看出,他并非不冷。他眼圈发黑,额头和鼻翼两侧比别人都要红润一些。整个葬礼期间,我感觉他都像一块冬天的石头,坚硬而冷漠。

他的公司来了不少职员,一律穿着在写字间里的深蓝色制服,每人都露出洁白的领口。不明就里的人,还会以为这是一次纯粹带有商业性质的葬礼。还有不少韩若东生意上的伙伴和朋友,人家办红白喜事的时候他大概都到场,现在换来人家的回报。

蒋氏父子也来了,父子俩都穿着整齐的媳西服,父亲着灰色,儿子是黑色。据说蒋厅长已经退下来了,我也是很多年没见他了,再见觉得他也是十分显老。他一边擦眼泪,一边拿眼睛不停地瞥玻璃棺罩里的死者,那悲哀是真诚的,并且暗含着恐惧。至于蒋运满,今天的神情也有些怪异。他从跨入殡仪馆告别厅,眉头就紧锁着,像一直在思考着什么难解难分的课题。他走过去安慰师母和乔其乔南姐弟几个的时候,脸上并没有做作的悲哀,只有平和的凝视和同情,仿佛他不是站在他们的对面,而且凌驾于外面的山巅之上,用一架望远镜在看着他们。

突然,韩若东冲到他跟前。

“姓蒋的,你给我马上离开!”

蒋运满平静地看了他一眼,说:

“今天可不能听你的。”

“你听也得听,不听也得听。”韩若东的声音已经变了。

“我要是不听呢?”

“我有办法。”

韩若东一转身,叫了至少四个人过来。那四个人二话没说,就将蒋运满架出了葬礼现场。我走过去,对韩若东说:

“你太过分了,韩若东。”

“砸车,砸店,敲诈要钱,肯定都是他叫人干的。”

“你怎么知道是他?”

他似乎懒得跟我说,转身不见了。葬礼仍然继续。

可加也来了,但我们只是打了招呼,没有交谈。这样的场合不容许我们有过多的寒暄。

殡仪馆建在一座半山腰上,四处栽了各种松柏和其他一些叫不上来名字的古怪树木。这里是蓝城十佳绿化单位。院子里所有的房子都井井有条,朴素宜人,我从没到过这里,也从没见过这么干净的地方。我数了一下,高高低低一共有六支红砖彻成的大烟囱,有两三支烟囱里正在冒着黑烟。黑烟徐徐上升,与缭绕在半山腰的几缕乳白色的云雾汇合,很快就不见了踪影。我知道老师等一下也是要这样飞升的,想到这个我的心就仿佛给人掏出来了,晾在空中。这是我第一次在蓝城参加葬礼。殡仪馆因为建在山上,又刚刚下过雨,空气十分清新。只是有点寒冷,在外面站久了人要打抖。

韩若东事先找了人,葬礼安排得很好,没用等待。参加乔万里老师葬礼的有一百五六十人,大家都聚在殡仪馆最大的第三告别厅里。我们一进去就见老师安安静静地躺在玻璃棺罩里,比两天前在医院里见他要滋润一些,大概是因为化了妆的缘故。隔着玻璃棺罩,也看不出他惊人的枯瘦,倒是额头上方稀疏的白发异常醒目,衬托出额角的蜡黄。总之他留给我们最后的印象比生前的弥留之际要好看些,端庄,安详。只是身体仿佛变小了。他紧闭的嘴角使我想起他过去每次下课时都喜欢那样站在讲台旁边听我们发问,双臂紧紧抱在胸前。嘴和手都不再动了,恍惚间这让我们感到奇怪和不习惯。在我们大脑里老师的生动形象从来都是连说带比划的。我活过三十岁,开始注意并发现身边逐渐有人悄悄溜走。可只要我没参加那人的葬礼,我就感觉他仿佛还会在什么时候悄悄回来。我认为死亡并没真正把他带走,那个死亡显得很不真实。但此刻我在殡仪馆看着躺在玻璃棺罩里的人,曾经是那么灵活的一张嘴和一双手现在却静止不动了,我知道死亡是真的把他带走了。由此我想到了自己,等我死那天别人一定会盯着我的两条腿看,就像我现在盯着老师的嘴巴和双手看一样。他们看着我的双腿时会说,这个人终于停止了流浪的一生。

来参加葬礼的大都是乔老师的学生和同事,其中有他带过的几个硕士研究生。还有省市文联作协的一些人。那些学生年轻而纯洁的眼睛更让我联想到自己的读书生涯,想起乔老师在课堂上授课时的风范。他们那兔子般因受惊而微微泛红的目光里有令人羡慕和惭愧的真诚悲哀。现场由学校和省作协联合举行了简易的追悼会,我们学校派了校长来参加葬礼,并致了简单的悼词。这个高个子的汪校长是我辞职后才调到母校当校长的,所以我们跟他都不熟。我们都注意到他在为老师所致的悼词中使用了“著名翻译家和文学评论家”的定语。这也让我们所有在场的学生陡升崇敬和自豪之情。

校长致悼词的时候,我们都面对老师的遗体站成几排,大家都悄无声息,更加衬托出悼词的掷地有声。韩若东就站在我的左前方,我每次抬头看向玻璃棺罩里的老师时都能用余光感觉到他侧面的表情(就在这时,我又一次闻到了前天在医院时韩若东走过我身边时感觉到的那股气息。只是这次更加强烈)。渐渐地我觉得有些不对,我发现韩若东的腮帮子一直在动。开始我并没太在意,只是和大家一样注意听悼词的内容。后来我的目光就不得不盯在他的脸上要看个究竟了。此刻,他原本铁青的脸庞已经微微有些涨红,发紫,我所能看见的右腮帮子里面仿佛有一只甲壳虫在蠕动着,而且越动越快,似乎要破肉而出。他在咬牙切齿吗?我给吓了一跳。他像一个拼命忍住寒冷的人,嘴唇发紫,牙关紧扣,像刚刚从一个冰窖里钻出来。再看他的眼睛(也仅仅是右眼的侧面),我竟感觉那里面射出了一道寒光,穿过这间光线幽暗的告别厅,穿过那些缤纷的悼词直逼玻璃棺罩里安静地躺着的老师。我立时感觉后颈直冒凉风,不寒而栗。

我左右环顾一下,想知道除我以外别人是否也注意到韩若东的神情,可是没有。大家都带着向死者致哀的神情聆听悼词。这件事顿时打乱了我内心对老师的默念之情。我倒宁愿自己是误解了他锐利的目光和腮帮子的蠕动,因为我站在他的右后方,充其量也只能看到三分之一的表情,由此不全面的视角得来的观察很可能是不够准确的。况且,稍对人的情感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一个人在表达悲痛之极的情感时常可能显得像怀了深仇大恨,所谓大悲如仇。但我也必须承认,当时这件事在我心中留下了梗芥。我不禁想起老师在最后的时刻要求见韩若东的事。

老师都跟他说了什么呢?

还有一件让人不舒服的事情。就是在这短短十几分钟悼念死者的时间里,不停有手机的铃声响起,十分煞风景,坏情绪。每次这种烦人的骚扰都是由韩若东那几个生意上的朋友发出的,他们打开手机一路喊叫这走出告别厅去(虽然那不和谐的通话声被他们尽量压低了,可还是盖过了汪校长所致的悼词)。等通过话的人回来,马上就会有另外一部手机响起来,像接力一样。韩若东实在应该让这些人来此之前把那该死的手机都关掉。可是韩若东无动于衷,仍然两眼直视前方表达他那值得怀疑的悲痛之情。至于那个被他瞪视着的躺在玻璃棺罩里的人,此刻更显得无动于衷,是全场最无动于衷的一个。我感觉,每个死者看上去仿佛都比他生前更庄严和神圣,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

开始向遗体告别的时候,参加葬礼的人都绕半个圆圈儿,走到死者的头顶鞠了三个躬,然后再到伫立一旁的死者家属面前跟他们一一握手以示安慰。这时放着哀乐,场面十分庄严和令人痛心。乔其乔南和师母这会儿好像已经停止了哭泣,可是他们三个人胳臂上戴着黑纱有气无力东倒西歪站在那里的样子要比哭泣更让人难过。当你走到他们面前,跟他们一一握手时,他们看向你的目光就仿佛根本不认识你。他们显得那么无助,于是你竟也觉得他们陌生起来。所有鞠躬的人走到死者家属面前,都最先跟韩若东握手,然后才握其他人。不明真相的人看见这场面,还会以为那是乔家的大儿子。我想这一方面是因为韩若东的知名度,另外大概也是因为他看上去是唯一一个没被悲痛击垮的人。走到韩若东正面仔细观察他的表情,发现刚才我从侧面看到的比较激烈的神情不见了,换上了一副正常的守丧戴孝者的面容。他双臂在两侧自然下垂,在你跟他握手之前他微微颔首以示敬意,给你感觉他虽然悲痛,却控制得很好。

可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谁也没想到。

甚至,在这一切刚开始发生的时候,我们都还没意识到韩若东是失常了。我们仅仅以为那是他悲痛过度导致的结果。那是在告别厅的司炉工正准备将老师的遗体推走的时候,哀乐的声音似乎已经放大了,每个人都有拉肝扯肺的感觉。特别是听乔其和乔南姐弟俩的哭声,实在让人心碎。师母好像已经晕了过去,大家正忙着照料和搀扶他们的时候,就发生了那件事。

韩若东突然像只饥饿的猛虎,霍地扑了过去——他冲着老师的遗体就扑了上去。那个推车的司炉工吓了一跳,他几乎是脱离了车的扶手。只见韩若东噗咚一声跪了下来,跪在老师遗体前面,挡住了司炉工前面的路。他的双手死死抓住那台狭窄推车的边缘部分。

“你不能走!”他疯了般地大叫一声,“不!我不让你走!……”

大家都看向他,看着他双目圆睁,眼珠通红,死死地盯着老师那张安静的无动于衷的脸。而韩若东此刻的面孔痉挛着,像被人按上了电椅。

“……你还没看见最后的结果呢,干吗就走?……你不是说我不行吗?我要证明给你看,给你看……你知道吗?我一定……”事实上,后来的哀乐声加重了,而且他是连哭带喊地说这番话的,所以我们不再能听清他所说的内容。给我们感觉他像在朗诵一首诗歌,或一段话剧台词。越说越激烈,越说越听不清。他的神情就像一个百分之百的疯子,面孔整个都扭曲了。所有的人都给他搞傻了,大家看着他,不知这件事该如何收场。公司里的几个职员走上去,想拉起他,可是他死死地把住那辆手推车的扶手,别人怎么扳他的手也扳不开。最后我也上去了。

我凑近耳边恳求他说:“若东,让老师走吧。”

“不,”他怒目瞪视着我,“我不让他走,听见了吗?我不让他走。他还没看见结果呢,还没见结果呢……我要证明给他看,听见了吗?我要证明……”我觉得他的神志已经不清了。我用力扳他的手,可是扳不开。在哀乐声中,我甚至都听见了他呼哧呼哧的喘息声。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再次闻见了发自他身上的那股怪味儿,并且我很快明白那股怪味是发自他的口中,那股腐烂的气味竟是他的口臭。我难过地看着他,就像看着一场真正的灾难,我觉得他的面孔在这一刻里是那么不幸,不幸到我几乎认不出的程度了。

就在这时,哀乐突然停止了。

随即,韩若东的哭喊声也停止了,停止在那句“我要证明给他看”上。

然后,他瘫倒下去,软软地瘫倒下去。这一瞬间,给我感觉,他就像一个失怙的孩子,一个失去了最后的亲人的孤儿。他的身体那么矮小而脆弱,毫无力量,像一个刚刚降生的婴儿被人扔在冬天的大街上。

我感觉自己已经有点承受不了告别厅里的气氛了。我向躺在手推车上的蒙了白布的老师望了最后一眼,心里跟他说了再见,就走出了告别厅。哀乐声重新想起来,又在我身后渐渐淡了下去。外面已经站了一些人,聚堆儿的地方是学校的学生。外面真的很冷。

这时我听见里面传出拉肝扯肺的哭喊声,那是永别的声音,是人类所能发出的最富刺激性的声响。我打了个寒战。

老师走了。

老师是真的走了。我抬起头,见有缕黑烟自那棵红砖大烟囱里冒出来,带一点儿火星,升到半山腰,与缭绕在那里的乳白色雾霭合为一体。

第四部
1
我从南方回蓝城,就是来送老师走的。老师既然已经走了,我就该回南方去了。
可是我发现自己很难迈动步子。一方面是因为我留在蓝城的回忆太多,这次回来,全都勾起来了。另外则是因为可加。回蓝城之前,我怎么也想不到自己会有这么大的渴望,要与可加破镜重圆。这跟女儿沙浣的情感,还有岳父母的鼓励是分不开的。老师去世前后,我有很多个夜晚睡不着觉。我躺在床上想:我的心灵与他们如此贴近,我们如此亲和,身体为什么一定分开呢?生命在一分一秒地减少,而我们却要一分一寸地离别,太荒唐了。
于是我留下来,并下决心与可加复婚。
我对岳母说,可加现在一定是有了爱人。但我没说那个男人一定有家室,这只是我的猜想。我强烈地感觉到那个男人不希望暴露自己。听了我的话,岳母连摆手带摇头,坚决否定我的说法。我说这么多年了,可加有个男朋友是完全正常的。这大概跟出身有关,可加父母还是有点老道,不希望别人说自己女儿有非正常的情感史。尤其是不希望从我嘴里听说。
我约过几次可加,可是她都借口说忙,没有赴约。
我不放弃,一再给她打电话,还去公司找她。
蒋氏公司在斯大林路的一栋银灰色的高层写字楼内。正好在韩若东公司那栋大楼的斜对面。给我感觉,与韩若东那边的规模相比,它是有过之无不及的。
可加的工作间在六楼。显然每次来,她都很不情愿的样子。她不喜欢我来公司找她,脸色有点冷。她让我坐下来,给我倒杯水,像对待客户那样客气,周到,热情都浮在表面。这恰恰对我自己的热情起到了冷却的作用。我坐在会客室,隔着一面大玻璃看着我的前妻在那边忙,接电话,发传真,整理一份又一份文件。她跟周围那些职员几乎没有交流,那些人也都各忙各的。跟他们相比,我倒成了一个大闲人。我俯身望向楼下的商业大街,看着车水马龙人语喧杂的景象,骤然对自己长期以来这种东游西逛的所谓至福活法产生了怀疑。整个世界都这么忙,我的悠闲就显得有点荒废的意味。我想起十年前我跟可加分手的时候,我们吵嘴,可加骂我是个“荒料”。现在我问自己,我可不真是个荒料吗?
隔着玻璃,我看着穿深色制服,理时尚短发的可加很有几分职业女人的帅气。她骂我“荒料”,竟不像是隔了十年,像刚刚发生的事。连场景都没换,只是隔着一层透明的大玻璃。
我离开了,决定晚上去家里找她。
站在六层电梯口等电梯,电梯门开了,我跨进去,竟听见有人叫我一声“老师”。抬头一看,三五个人丛后面,站着张民。
“张民?你怎么会来这里?”
还不等我问完,张民脸就已经红了。本来我并没往别处想,他脸一红,倒牵引了我的歪念头。而我这样问,他也并没立刻回答我。我们就这样从电梯里出来,一路走到大楼外的门口。
“老师,你去哪儿?我开车送你吧。”直到说这话的时候,张民脸上仍然是不自然。
“算了,我甚至都不知道该去那儿。随便转转吧,你别管我。”
我往大街走,汇入人流。可是走了一会儿,见人行道旁边有辆车停在那里跟我鸣笛,里面坐着张民。他开了右侧的车门,冲我招手。那里是非停车带,我快步跑过去。
我们在一家大酒店二楼的咖啡厅里坐下来,要了喝的。
张民显然有话想跟我说,而且是下了决心的。脸已经不红了。
“老师,对艾可加,你就算了吧。”他说。我万万没想到他要说的是这个。
“为什么?”
“没有希望,反倒给你痛苦。”
“何以见得?”我喝了口浓咖啡,心跳加快了。
“就是直觉。”他避开了,我感觉。
“你就想跟我说这个?”
他看了看我,摇头。
“不,还有别的。更重要的。”
我不说话了,等他讲。他一口气将一杯咖啡都喝了,扬手又让小姐加。他似乎渴了,但用咖啡解渴显然是个错误。
“我一直想跟你说,从你回来那天就想跟你说,可又怕你生气,怕你失望。”
我看着他,不生气,但心脏已经跳得不行了。
“发生了什么?”我尽力做到平心静气,我看着他那张没有太大变化的脸,想起十几年前那头粗野的‘黑豹’猛然蹿进我们正在上课的教师,抓起张民就打的情景。
“我背叛了韩若东。”
“怎么个背叛法?”
“那几个跟他要钱的人,是我找的。”
我真吓一跳,想象力再丰富也想不到这个。
“不,”张民纠正说,“确切地说,是他们先找我的,我现在怀疑,是蒋运满搞的鬼。
“蒋运满?”“可能是他。”
“这么说,韩若东的怀疑还是有点影子?”
张民点头,“大概是吧,我也说不清。”
“为什么?”我有点急不可待,不等他把事情全部说出来,就想知道原因。“你为什么要这么干?”
张民低下头,点了支烟,抽上,又抬起头。
“开始我只是怨恨,讨厌他的霸气,反感他的独断。也是痛心,眼看着我最崇拜的诗人一点点远离了诗意。后来艾可加找到我,她一定是听说了我的情绪,所以想劝我到蒋运满那里干。这点我没说谎,我压根儿就没动一点心。但正是她找了我,使我动心要自己干。可是我缺钱,跟韩若东要他不给。艾可加说蒋运满愿意帮助我,做笔大生意,短平快那种,等赚了钱,我就能离开韩若东。”张民停下来,抽了两口烟,眼睛不看我。“当时我不知道姓蒋的在背后搞鬼。”
“就是那笔进口生意吗?”
“是。本来电脑洁具,是个模棱两可的商品,算电子或者算洁具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税,差额很大。我在公司负责进出口,但业务又不是很熟,挣钱心又太切,就跳进去了。货物被海关扣下之后,蒋运满一直在积极帮我疏通,据他自己说,他在海关里有很铁的关系。事实也是这样,谁都知道这个。”张民叹口气,“实际上,直到最近两天我才明白,他一直在起反作用,通过他在海关的朋友,从严处理这批货物。”
我明白了。
“你你刚才说,找人跟韩若东要钱时怎么回事儿?”
“那是在我跟韩若东闹得比较僵那段时间,他整个就像个疯子,天天骂我,当着全体公司职员骂我,我哪里还像个副总,简直就是个给他打工的瘪三儿,是个给他提包的马仔。那几个人找上我,说帮我跟他要钱,要出来以后给几个兄弟一点喝酒钱就行了。可是我万万没想到这件事会闹现在这么大,他们掌握了海关的有关资料,而且还有公司税务上的一些事情,进行要挟。你看见了,乔老师过世那天,他们不但把车和店砸了,还把韩若东给打了。我去找他们,可是他们说这事已经跟你无关了,你管不了了。我来找蒋运满,他说他也无能为力。他说韩若东太横,尽说大话,得罪的人太多。那些人可都是黑社会啊,哪受得了这个。”
“你刚才去找蒋运满,也是为了这个?”
“对。现在才明白,他原来一直就在激怒韩若东。”
我静静坐了一会儿,猛地站起身,说:
“这事儿应该马上告诉乔其。”

处理完老师的后事,本来按韩若东和乔其事前达成的协议,他们应该立刻离婚。可是韩若东反悔了,坚决不离。乔其也没再坚持,完全沉浸在失去父亲的痛苦中。为了陪母亲,她搬回到那栋别墅里住,韩若东仍旧住在原来的房子里。
我跟张民到了“海天一色”,见师母和张姨正坐在厅里。她们脸色都非常不好看,一问才知道,刚刚家里发生了事。蒋运满和韩若东在家里相遇,打起来了。师母面色苍白,没有力气讲这件事。最后由张姨给我们简单讲了讲。
“其实也不是两人打,是若东自己打人家,小满坐地根儿都没还手。鼻子都打出血了。哎呀,怎么也拦不住,若东像头虎一样。”
“他们怎么会碰到一起呢?”
“谁知道,小满进屋还没五分钟呢,若东就来了,外面刹车声音那大啊。一看就是事先就知道小满在这儿呢。”张姨说。
“他怎么知道呢?”
师母这时说话了:“他一直在派人跟踪乔其,你说,他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呢?”
“跟踪?”我看了眼张民,没想到会有这种事。张民点点头,显然他知道这个内情。
“乔其呢?”
“她在楼上躺着呢,让她歇会儿吧。这几天都快把她折腾死了。”
2

晚上,我又去了可加的住处。
一路上我都在想,只要可以复婚,我宁肯跪下来请求她。我要跟她说,答应我吧,可加,为了我们的女儿沙浣,为了我仍然这么爱你。
这次上楼,我没有胆怯的心跳,只有兴奋和热情,那是求爱般的勇气和决心。我敲了好一会儿,门才打开。我一看门里艾可加那张脸,就知道我来的又不是时候。
她将我让进去,说:“把门关上。”
她的头发有点乱,神情激动,我感觉她正在同什么人争吵。我关了门,在门口脱掉鞋子。这时可加已经又重新回到客厅里去了。还不等我走到客厅里面,就听她在压低声音说:“你一定不要走,没有用的,我知道那不过是你的借口……你什么也躲不掉!”说完这句,她将电话挂掉了,是恶狠狠地挂掉的。她意识到我已经到了她身边。
我站在她身边看着她。她喘息了一会儿,显然无法做到立刻平静下来。
“你来干吗?”她看也不看我,但恼火地说。显然她在刻意压制着自己的情绪。
“来看看你,”我蹲下身来,伸手想抚她的肩膀,“跟谁生气?”
她抬手挡开了我的胳臂。
“跟谁生气与你有什么相干?!”她声音粗鲁地说,同时站起身,离开客厅,去了卧室。我原地站了一会儿,又跟了进去。
“女儿不在吗?”我站在门口问。她已经躺在了床上,背对着我和门。卧室里很黑,没开灯。
“在她姥姥家,去那里找她吧。”
“不,我这次来时看你,想跟你谈谈。女儿不在正好。”我这样说着,同时心里十分难过,觉得刚才在路上想好的一切全都不是那么回事儿。
“我跟你没什么好谈的。”她噌地一下从床上坐起来,看着我,我吃惊地发现她眼里有泪光,在客厅里散布过来的光线里熠熠闪烁。“沙岗,真的,我怎么能一下让你明白呢?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你明白这个吧?你是个舞文弄墨的人,你应该明白这个吧?你也应该知道什么叫人心吧?我的心早已不属于你了,你别缠着我,我还有事,没工夫也没心情接待你。我永远承认你是沙浣的父亲,但我们俩的关系早已在几年前就完结了。你听见了吗?”
我走过去,替她撩开遮住了她一半面孔的几缕头发。可是她立刻将脸扭转到另外一侧去了。不知为什么,她这样做并没有伤害我,相反我倒十分渴望立刻拥抱她,紧紧地拥抱她。“听我说,可加,我永远也忘不了我们曾经是夫妻这个事实。”
“对你来说那是一个事实,对我来说却是一个梦。一个梦你知道吗?”
“好可加,别这么说,让我们重新来,不是让我重新来。我们都已经进入中年了,回过头去看年轻时的事……”
她突然从床上腾地一下站起来,“不,别跟我回忆,我现在没有回忆,我一回忆甚至都感到恶心。找别人去回忆吧,我现在有自己的事情要解决,你明白吗沙岗?”她说着,便走出了卧室。我正要跟过去,她却在门口站下来,转过身,“我跟你说了,我有自己需要解决的事情。你要么呆在这里别动,要么赶紧离开。”逆光中她无情地将头脸向我靠近了一些,说,“我再跟你说一遍,现在我眼里没有你,心里也没有,你听明白啦?”
她从门口走开了,剩下我一个人站在漆黑的屋子里,一无所思,一无所想。真的,这会儿我感觉自己变得有些麻木了。我甚至都不知道眼前发生了什么事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恍惚之间,我与可加离婚分手前那段打打闹闹的日子仿佛又重新回来。奇怪的是,那段日子重现并没让我特别痛苦,相反倒十分温馨。我甚至愿意用一切苦难和艰辛去换回那些打打闹闹的日子,因为现在我自信,知道该如何把握她们,如何将它们引向幸福。
我这样想着,当耳边再次想起可加熟悉的声音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已经重新来到了客厅里。可加不在客厅里,她躲在另外一个房间里跟什么人说话。我明白过来,她又是跟刚才那个人通电话。开始的声音很小,我几乎听不清都说些什么。可是后来,可加的声音越来越大,显然她已经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她变得异常激忿,大喊大叫起来:“……别骗我,你别骗我!我知道你是要躲开我……不,你就是想跟她一起出去你以为我不知道吗?你骗谁还骗得了我吗你?……我听见了,我听见了广播的声音,我知道你在哪里,你别走,听见了吗?求求你别走好吗?把票退了吧,求求你啦……”
她在乞求对方。我感觉,她边说边流着眼泪,她那痛苦的乞求别人的声音在我听来竟然是那么绞痛,像有一把弯刀,正同时剜着她和我两个人的心,两颗心同时被剜着。我疼痛着,我不知道怎样才能帮她。真的,如果此刻我能帮她,帮她解除眼下的痛苦,能不让可加流眼泪,我什么都愿意做。我甚至愿意替她找到那个男人,给他跪下,请求他不要离开可加。这种感情真是奇怪,真是荒唐,事后当我会想起这种心理,我甚至对自己产生厌恶,我不知道自己怎么了,中了什么魔。但当时我的心情真真切切就是那样,我想帮她。我望着客厅里的那部电话,几次我都险些冲动地拿起它来,想听清楚对方是谁,以便帮助可加。我甚至想将电话那端的男人一把揪过来,狠狠地揍他一顿,让他屈服,屈服于可加,屈服于她的爱情。
就在这时,房间的门打开了,可加从里面冲了出来。她的头发全乱了前面的部分已经给泪水打湿了。她连看也没看我,就向门前走去。当我意识到应该拦住她的时候,她已经开了门,跑下楼去了。
在楼前立交桥下面的大街上,我眼看着可加上了一辆出租车。我记住了那辆车的车号,随后转身,也拦了一辆出租车,请司机无论如何快开,以便追上前面那辆车。后来我们终于追上它了,从大街对方照射过来的车灯灯光中,我看见了可加坐在车里的身影。我不知道她现在怎么样,从那个黑乎乎的背影看不出她的悲伤好痛苦。我对司机说,一定要跟紧它。可是当我们的车子行驶到一个弯道的地方,我发现前面那辆车不对,里面虽然也坐了一个人,但那是一个男的。我们跟错了车。
我有些慌了,对司机嚷起来:“错了,错了,我们跟错了。前面那辆车不见了。”
“对呀,”司机说,“刚才你就让我跟这辆,绝对没错的,我一直不眨眼地跟它。现在怎么又错啦?”他不满意地看着我,同时将车速降了下来。“那现在怎么办?去哪儿?”
我看了看周围,看着漆黑的街道,和丛林般的楼群,突然一拍大腿。
“去机场!”
我想起可加刚才在电话里说“退票”的事,而且根据他刚才上车行驶的方向,更加断定是去了机场。实在是因为刚才急糊涂了,想不起这些。
我冲进候机大厅,私下里寻找可加的身影。可是没有,因为下午天气不好,大概有几班飞机延误了,候机大厅里挤满了等飞机的旅客。我又跑到二楼的售票大厅找了,仍然没有。重新回到候机大厅,我去了一趟咖啡厅,里面坐满了一边喝饮料一边交谈的人。可是没有可加。我怀疑自己是不是搞错了,我站下来,想:即使我现在找到她了,又怎么样呢?我又能帮她什么呢?只能让她感到厌烦。我向安检那边走去,无望地向里面寻视。里面有一批乘客正在过安检,排着长队,人人手里都拿着登机卡。突然,我一眼发现艾可加的身影,她正站在一个安检玻璃岗的旁边,神情激动地跟一个穿风衣的男人说话,那个穿米色风衣的男人我只能看见三分之一的侧影,他向可加解释的时候用一只胳臂摆动着,加助说话时的语气。但是我看不见他的脸,他的脸给安检的下班岗柱挡住了。我想进去,可是身边的一个安检人员拦住了我,跟我要机票看,我说没有,但我有急事,要找一个人,而且已经看见她了。我用手向可加那边指着。那个安检说,她刚才也是没票,死乞白赖地非要进去,现在你在这等着,不准进去。我无奈地向他们那边望着。看见主要是可加在说,她说得很急,两只手抬起来,又用力地压下去,像在诅咒一般。她身边站着一个机场安检人员,看着他们,并不停地用手拉可加,像在拉她离开那里,可加躲闪着。显然刚才她是不经允许就冲了进去。
猛地,可加不知为什么突然向外面看了一眼,她看见了我。她瞪大了眼睛,她转过头去,跟那个穿米色风衣的人说了一句什么,那个人半边侧影立刻就不见了。我感觉自己的心剧烈地跳动起来,它几乎就在我的体外跳动,蹦跳在候机大厅光滑的大理石地面上。也不知是基于何种蛮力,我一把推开身边的那个安检,快步冲了进去。我向可加那边跑去。
这时,可加已经掉转身子,向我迎了过来。她的脸色已经由刚才的涨红,转而变得苍白了。她好像非常惧怕,她从来都没有如此惧怕地面对我,这种陌生的神情让我有心绞痛般的难过。她拦住了我,脸上竟然还升起了一丝做作的笑容,那笑容里仍然有难以剔除的惧怕痕迹。
“他是谁?”
“走吧,”她无力地说,“我们回去。”
“我想知道他是谁?我要看看他。”我感觉自己周身的血液已经快要流尽了般的难受和无力,双腿在颤抖,可加扶着我,我相信,如果现在她不扶着我,我会倒下。我一定会倒下。
“我们走吧,沙岗,我们出去谈谈,你说我们重新开始,那就让我们重新谈谈吧。”她几乎是在乞求我了,这更加重了我的痛苦。
“不,我要看看他是谁。”我喊了起来,这是我感觉拉着我身体的力量中又增加了一双手,不,是另外两双手。开始阻拦可加的那个安检和后来跟随我跑进来的那个安检一同在拉扯我,希望我马上回到候机大厅里去。“我只想看看他是谁,看看这个使你如此痛苦,又使你如此爱恋的人究竟是谁?!……不,让我进去,我想知道,想知道他是谁……而其我也知道,我知道他是谁……”
大家突然都停止了撕扯,呆呆地向我身后望着。我转过头去,看见那个穿米色风衣的男人从安检玻璃岗后面走了出来。我看着他,余光中我感觉身边的可加用手捂住了脸,同时我听见她发出一声难过的哽咽。
远远的,那个风流倜傥的蒋运满,冲我摆了摆手,转身又走进安检里面去了。
3
接着发生的事,更加出人意料,更加迅雷不及掩耳。谁也没想到。谁也想不到事情会朝着如此暴烈的结局发展。
我坐在乔其床边,一点点把事情讲给她听。
乔其面色苍白地听着,不说一句话。师母周元朗从始到终都在哭泣。
张民坐在椅子里,看着我。我知道他在征询我的意见,要不要说他知道的那些事。我对他点了点头。于是,张民把自己知道的事也说了。
“这个小满,怎么会呢?”师母边哭边说。
都说完了,乔其慢慢躺下去,她看上虚弱极了。
师母说,我们下去坐吧,让她躺会儿。
我们到了厅里,师母让张姨去给我们剪些葡萄来吃。张姨拿着一副长剪刀去院子里剪葡萄去了。我们边说话,还能透过门玻璃看见张姨踩在一把小板凳上剪葡萄的侧影。师母坐在沙发上,闭了会儿眼睛。我们怕影响她休息,起身想告辞,师母突然说:“你们还是别走吧,我心里有点发空。你们走了,我真不知道怎么办。”
于是我们都坐下来,陪师母。深秋的夜风吹起来,大厅南侧的窗子上有屋外树影的晃动。所有这一切细节,都是那么清晰,因为事情发生之后,就连这些细节也都成了我们痛苦玩味的一部分。
张姨端着一盘洗好的葡萄过来,放在茶几上。
师母说:“给乔其送一串儿,她喜欢吃葡萄。”又转头对我们说,“当初他爸种这些葡萄,就是为了乔其。乔其小时候就喜欢吃葡萄。”
过了一会儿,张姨从楼上下来,手里提着那串刚刚拿上楼的葡萄。
“孩子不吃啊,”她说,然后走到我身边,小声地,“她让你上去,说有话跟你说。”
我上了楼,见乔其已经坐起来了。神情比刚才好多了,看了让人十分安慰。
“沙岗,你要走了是吗?”她突然说。
我没想到她会这样问我,也没想到她会知道我此刻的打算。
我点点头。她眼泪突然就流下来了。
“真不好意思,你回来看我们,结果没有一天好心情。全是让你伤心的事情。”
我摇摇头,不能说话,因为一说话,就可能哭。这会儿我不想哭,特别害怕哭。老师的死,带给我们的眼泪太多了。
“你别放弃好吗?”
“放弃什么?”
“可加,你别放弃他。你们会好的,就像我和若东会好的一样。真是一家人,拆不散的。”
我看着乔其,心里突然充满了喜悦。
“那么说,你也决定原谅若东啦?”
乔其点头,使劲点头。我真恨不得马上跑下楼去,把她的这个决定告诉他们。
“沙岗,昨晚我做了一个梦。你去过我们在南方七楼的那个小屋是吗?我昨天夜里做梦,又回到那间小屋了。上了七楼,一看屋子里特别脏。我就开始收拾,一边收拾一边还喊韩若东,我说若东,你干吗把屋子搞这么脏?这么脏的房子怎么结婚?在梦里原来我们还没结婚呢。”乔其说到这儿,笑了笑,笑容纯洁。“我喊了几声,见没有答应,我想这个人去哪儿了呢?于是我就开始找他。整个小屋里都翻遍了,就是没有他。后来我突然听见下水道里传来呼噜呼噜的声音,像有人在那里打呼噜。我跑进卫生间一看,果然见若东躺在便池里,浑身湿漉漉的。我说你怎么躺在这儿啊若东?多恶心哪。他睁开眼,看看我,说,我不躺这儿躺哪儿啊?到处都是蟑螂,到处都是癞蛤蟆。我说哪儿来的蟑螂和癞蛤蟆呀?正说着,果然就见身后爬满了蟑螂和癞蛤蟆,有的甚至已经爬到我脚背上来了。我吓坏了,大叫一声扑到若东怀里。也就吓醒了,起来发现原来是个梦。”
我一声不响,听她讲这个梦。经她的描述,这个梦竟像是我自己做的,至今仍然异常清晰。
“你知道沙岗,我多想再回到那间小屋啊,那么破旧不堪的小屋,现在简直成了我的精神故乡。假如能让我回到那间七楼的小房里去,让若东仍然做他的穷诗人,我愿意。我真的愿意,愿意跟他过穷日子,流浪的日子。那样就不会有现在的恶梦了。”
“你应该出去旅游了,”我对乔其建议说,“去南方,那边的山水对你应该有好处。”
她想了想,点头,说:“好,等身体恢复恢复,一定出去。我跟若东一起出去。去你家乡吧。”
这样说的时候,她仍然显得十分虚弱。这时,我看见她的眼睛突然直直地看着我的身后,我以回头,见蒋运满站在门口。我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刚才我明明眼看着他走近安检里去了。
蒋运满以少有的激动神情看了看乔其,又看看我。他走过了我,到乔其的床边。
“小其,我本来乘飞机去上海。可是我临时决定不走了。我想有些事情你可能会误会,我需要给你一个解释,一个总的解释。”
“不需要了吧。”乔其看着他,声音不大,但很清晰。
“你听我说,小其,”蒋运满身体离乔其更近一些,声音变得十分急切,与那天晚上吃饭时的慢条斯理城府很深的样子截然不同。“你知道我对你的感情,这么多年了……”
我走下楼去,懒得再听他说话。这个人的身影和声音都让我感到恶心。后来,我为自己的离开追悔莫及。
下了楼,来到他们几个身边。我跟他们说了乔其刚才跟我说的话,大家都高兴起来。
就在这个时候,院子外面传来车声。我们几个坐在客厅里都听见了,而且大家都很快就知道来人是谁。
韩若东拉门进来。他一只手插在裤兜里,神情十分平静。这给我们造成了一个误解,好像他是偶然到来的。
“妈,乔其呢?”韩若东问师母。
“在楼上。”师母眼里掠过了一丝不安。
韩若东上楼了。
师母突然说:“小满是开车来的吧?”
张姨说是。于是我们又有点紧张。师母让我们上楼看看,“别让他们再打起来。”
但即使这样,大家也都没太往坏处想。实在是因为我把刚才乔其的态度告诉他们了,因为乔其的这个态度,我们都有理由认为事情将向喜人的结局发展。师母对张姨说:“你再去摘些葡萄,然后准备点吃的。晚上都别走,在家里吃饭。”
我们准备往楼上走的时候,乔其房间里传来尖叫声,是乔其发出的。继而又传来韩若东疯狂的声音:“滚,你这个混蛋,色狼!”接着乔其房间的门口出现了蒋运满。他站在那里看我们上来,神情异样。或者说,有点傻。
这时,楼下张姨从院子里跑进来,我们听见她对师母说:
“剪子呢?那把剪子怎么不见啦?”
那声音里含了惊人的恐惧。她好像知道已经发生了什么。
我们冲进去,见乔其安静地躺在床上,双目圆睁,但已经有些失神。韩若东跪在她床边,那把剪刀掉在地上。剪刀上面沾满了血迹,还沾他一手。回头再看乔其,见血从雪白的被子下面浸透出来,顺着床沿,流到地板上去了。乔其面色苍白如纸。
师母进来,大惊失色扑到女儿身边。
“若东,你干了什么?你干了什么呀若东!”
师母揭开被子,看见乔其胸前的伤口,失声痛哭起来。
乔其开始呻吟,她在叫韩若东。
“若东,若东……”
韩若东傻了,仰面看着她。乔其伸出一只手,摸着韩若东的脸,慢慢摸着。我听见她极尽温柔地说:
“若东,你太可怜了,你多可怜哪若东……”
十分钟之后,在去医院的路上,乔其死了。
4
什么时候才会融化?
让我像糖一样融化,
坍倒在你白玉的脚下?
什么时候才能打开?
让幸福像门一样打开,
所有喜悦的飞鸟不请自来?
啊,究竟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能将世上
所有你喜欢的东西都买回家?
什么时候能让你真的无所惧怕?
什么时候能天天看你微笑?
什么时候我也会泪如雨下……

 

 

作者简介:

刘志钊,著名编剧、作家,著有长篇小说《物质生活》《盛世华衣》等,曾任电影《鲁迅》、电视剧《大道如天》《诺尔曼·白求恩》等剧的编剧。1981年至1985年,就读于大连外国语学院法语专业,毕业后留校,先在团委工作,一年后去大连铁道学院当了两年法语教师。然后辞职去南方,在旅行社做过五年导游,曾获1989年中国首届翻译导游大赛十佳之首。1991年回连后开始经商。2000年到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进修,毕业后从事专业影视创作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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